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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超英趕美 迅速躋身列強

看明治維新如何逆轉日本劣勢

打造全球絕無僅有的翻身傳奇

197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得主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教授扛鼎之作

集結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

西方史學界探索日本明治維新的典範

比斯利的《明治維新》是一部史論結合的歷史著作。大體上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依次探討維新政治的各個階段。導論以簡明的方式討論至一九七○年為止，有關解釋和評價明治維新的性質、地位和歷史影響的主要學說及代表學者、著作。

第一至四章展現日本政治的中心如何從幕府政權的問題（內憂）轉向對外政策的問題（外患），而後依序討論「改革的大名」（第五章）、「不滿的武士」（第六章）、「攘夷運動」（第七章）、「攘夷的失敗」（第八章）以及「恐怖主義的失敗」（第九章），在諸多嘗試後，日本最終選擇了「維新運動」（第十章）。其後的四章探討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改革。在結論部分，比斯利總結道，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他認為，貫穿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諸多政治事件始終的「紅線」，是從對外來威脅的意識走向國家認同的意識，並以要求國家統一和獨立的方式表現出來。伴隨這一進程的，是經濟快速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出自中下級武士的「有才之人」（man of talent）進入日本的統治階級。而正是這些「有才之人」選擇了「明治維新」，主持了明治初年的改革。所有這一切等於一場革命嗎？比斯利明言他不願意使用革命一詞來描述明治維新的性質，因為在明治維新運動中，武士扮演了統治的角色，而在運動結束之後建立的明治政權中，他們仍然占據統治地位。在明治社會中，「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元素，在為國家富強而奮鬥的旗號下共生共存。有鑒於此，比斯利反對把明治維新定性為「資產階級」、「農民」、「絕對主義」或「右翼分子」運動。

中國是比斯利寫作這部著作過程中不時觀望的參照對象。

它的導言也是全書的第一句話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來自西方擴張的威脅和壓力。」這些威脅和壓力使兩國都陷入政治和軍事的危局，對兩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都形成致命的挑戰。兩國對這些威脅和壓力的最初的反應也多有相似之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敵視，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願地承認自身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劣勢」。然而，這些反應在中日兩國所引發的後果卻大相徑庭。在前者那裡，對內保守主義聯手，對外節節退讓，直至王朝覆滅和革命到來；但在後者那裡，「以夷制夷」卻獲得了成功，一系列建立「現代」國家政策的實施使它最終成為一個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國。「於是，與日趨貧困、內戰不已的中國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國與發展工業之路」。緊接著這段話，比斯利斬釘截鐵地寫道：「明治維新乃是這一對比的核心所在。」

身在與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台灣，時值這場撼動日本歷史的革新屆滿一百五十周年，本書值得讀者駐足一覽。

總序／

譯者的話／

致謝／

相關用法解說／

一八六○年的主要藩國／

導論／

第1章德川的政治社會／

第2章內憂／

第3章外患／

第4章不平等條約／

第5章第五章改革的大名／

第6章第六章不滿的武士／

第7章第七章攘夷政治／

第8章第八章攘外的失敗／

第9章第九章恐怖主義的失敗／

第10章第十章維新運動／

第11章維新／

第12章政府問題／

第13章新政體／

第14章財富與國力／

第15章財政與社會／

第16章結論／

附錄A：日文術語詞彙／

附錄B：人名注釋／

注釋性文獻目錄／

譯後記／

作者簡介

威廉.比斯利William Gerald Beasley（1919～2006）

英國學者、作者、編輯、翻譯及日本學專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退休教授。

比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完成第一個學位後，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英國皇家海軍服役，並於1943～44年在科羅拉多州波德的美國海軍語言學校學習日語。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比斯利參與對太平洋島嶼日本戰俘的審訊工作。1945年9月日本投降儀式後不久，他抵達橫濱，在橫須賀海軍基地和位於東京的英國聯絡團參與盟軍對日占領工作。

由於上述的經驗影響，原來期許自己取代G·M·特里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以完成一部全新英格蘭社會史為目標的比斯利，轉向全心研究日本。

1955年，比斯利發表《日本外交政策文件選編，1853-1868》，而他於1963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史》更是在西方知識界享有盛譽。其後他選擇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主題，透過研究日本十九世紀六○年代的混亂與動盪，探討德川政府倒台、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性質，並完成本書，且於次年（1973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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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贫富分化的过程，在那些与城市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地方(比如江户和大阪周围的藩国)，以及那些土壤和气候适宜特定的经济作物生长的地方，进展得更为迅速。但是，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这样的分化也不罕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中农即传统的税粮种植者，在数量上都开始下降。同时，新的精英开始接管乡村政府，有时是通过与他们行将取代的人进行斗争才得以成功。这些新的精英出身复杂，且因地而异：例如，在熊本和土佐，商业财富或土地财富都能为获得乡士身份与乡村官僚铺就道路;在会津，则是由雇用劳动力耕作土地的地主掌权;在长州，有的乡村由前商人统治，有的由靠收租获得收入的地主支配，还有的受新兴的中农阶级控制。

1858年后倒幕运动的普通战士中，有许多来自这些人以及跟他们往来密切的人。他们参与商业与乡村事务的管理，这使他们对国家需求和困难的实际认识，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城下町中的武士，而他们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愿意在依靠能力而非等级的名义下进行社会改革。同时，他们绝非代表下层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下层阶级的骚乱。所以，一旦他们为统治阶级认同就立刻站到当权者那边。与此相应，必须指出，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利益像他们的出身一样多元。他们中有些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以粮食或租金的方式进账，因此主要关注土地税收的水平。另一些人依赖他们与垄断生意的关系致富，因此希望保持或者进一步发展垄断。还有一些人则对垄断充满敌意，他们或者是处在垄断圈子之外的商人，或者是欲寻求自由的(且更有利可图的)市场的生产者。

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兴起对农村骚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历史学家所列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农民起义的众多事件中，有些现在只能视作大众抗议集会，其中的一些甚至显然是由村长领导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村民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暴力以表达不满，不论他们的怨愤是源于征税者的苛刻，还是农村社会阶级关...

不可否认国学实现了皇权的合理化，使之能为反叛者所用;它也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反叛者能从中获得支持。特别是平田，作为一个成功的政论家，他在维新年间有几千个“学生”;而他的学说中包含了攻击武士阶级的官方儒家意识形态成分，使他的学说对处于武士阶级之外或处于这个阶级边缘的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结果，他的思想在富农和商人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人，我们将要看到，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集团提供了新成员或同情者;这表明那些有志于武士地位却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可能会被一类不同的事业所吸引，在这个事业中，为天皇服务(勤王)成为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尺度，一个有别于靠武士出生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尺度。

……对他们来说，攘外成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一项唯有天皇能够领导、唯有志士愿意执行的使命。尊皇主义者声称，必须让将军和大名从消极被动中摆脱出来，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还像以前那样，控制着最终要被用来对抗西方的军事力量。为此，必须通过起义、密谋和袭击外国人挑起争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为1860年代恐怖主义提供合理性的主张。

这里，如在吉田松阴的著述中一样，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失，即缺少一个改造基本政治制度的计划，而这正是我们从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那里所期望看到的。我们在其他“志士”那里也能看到同样的缺失。……它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复活一桥派的计划而已，一个出自一桥派领袖德川齐昭家臣之手的计划。就此而论，它所着眼的与其说是未来，倒不如说是过去;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制度设计，倒不如说是封建政治。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尊皇主义者的著作中选取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尊皇愿景代表的是对幕府而不是封建制度的攻击。它意味着权力平衡的转移，使天皇成为封建效忠的中心，让雄藩大名分享决策权。它意味着朝廷行政方法必须改变，使之在财政上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幕府和藩国的恩赐...

井伊直弼的清洗和美国条约的签署，使此前由于多股意见互相交错而显得杂乱无章的政治舞台，变得清晰起来了。更确切地说，变成两级对立。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存在于希望开国的人和希望攘夷的人之间，而两者都被认为是维系国家存续的途径——现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幕府签订条约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吗？那些做出肯定回答、认为幕府在外来压力袭来时别无选择的人，成为佐幕即幕府的支持者。那些拒斥幕府这一行为的人——无论是因为盲目排外还是出于更为理性的、认为城下之盟不可能开启复兴日本之道的人——成为幕府的批评者。因此，井伊把“攘外”和“开国”的拥护者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同时，他给予他们机会声称政治改革是他们的特权。他对一桥派采取的打压行动，使反幕府情绪与包括某些与德川家族关系很近的藩国在内的雄藩大名的利益联系起来，共同反对传统上被谱带大名所控制的官僚机器。因此，井伊不仅使幕府成为对外绥靖的标志，而且成为现存形式下幕府—藩国结构的守护者。结果，因为盲目排外而反幕和出于更为理性的理由而反幕的这两个阵营的人走到了一起。

然而，他们走到一起绝非易事，因为现政权的敌手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且分歧巨大。因此，此后十年的日常政治生活都聚焦到两大问题上：第一，江户的反对者对他们彼此之间分歧的协调，能否使他们在打倒幕府、以另外的政权取而代之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二，如果能的话，他们能否聚集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幕府和整个国家之上。在这两个过程中，尊皇主义及其“尊皇”即“尊崇天皇”的口号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有这些看法，我仍不愿意将维新称作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这部分是因为日本所发生的事情缺少公开的社会目标，而具有公开的社会目标正是历史上“伟大”革命的共同特征。但是，维新之所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还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的性质;在这个社会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元素，在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旗号下共生共存。而催生这个社会的政治运动，无法合理地视作“资产阶级”运动。这是因为，在这场运动中，武士扮演了统治角色，而且在运动结束之后，政权仍保留在他们的手中。考虑到农民暴动的结局，这场运动当然也不是“农民的”。如果这两者意味着运动的最初刺激来自于对大众暴动的恐惧的话，它也不是“绝对主义”或“右翼分子”运动。那么，当这些标准的解释种类无一适用时，还剩下什么解释呢？或许只好把它称为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它不正是由民族主义的情感所推动的吗？

与我们的目的具有更加密切关系的一点是，儒学在日本被采纳，带来了种种无法令人一直视而不见的怪异结果。对于本的儒者而言，如中国儒者一样，哲学的内容是历史。但那是中国的历史。因此，日本儒者不得不时常处理如天命和朝代更替那样的概念，即关于皇帝统治合法性和王朝兴衰的中国理论。例如，天命观认为君权受命于天，上天要求君主励精图治。若天下不治（依据儒家标准），上天则剥夺其君权。君主失去天命常以民众起义和天谶为前兆。熟悉中国历史典籍的日本学者难以回避日本将军和天皇各自的角色题。他回应这一问题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他可以像德川的支持者有时做的那样，主张将军是忠诚有能的治世良才，在一度的腐败和衰败之后“恢复”了天皇的秩序。或者，他可以用天命观解释将军统治的根源，认为天皇在与将军的关系中代表着天，授权将军统治日本（但也可能收回天命）。如我们将要看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对幕府进行攻击的水户尊皇主义者（ Mito loyalism），就起源于这类儒教学说。

国政史一体，学了中国政治理论在中国历史中可应用，在日本则不大对题。

其实，正是在这里才真正体现出等级的意义，在一定的水平线下，没有等级的人就不可能获得官职。身为小姓与的大久保很难与其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建立私人关系，但他至少还具有被授予藩官所需要的最低身份，这使他能够与最上层的武士面对面接触。而在那些放弃正统政治手段的人中占大多数者，多为缺乏这一资质的乡士、村长和足轻。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与之相伴的可在合法和非法手段之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如果他们一定要介入政治活动的话，他们要么接受服从于平侍政客的角色，要么以必定与藩政相冲突的方式行动。因此，他们的野心，他们的理想(这些理想与他们生活的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合在一起几乎注定他们会挑战他们的藩主。事实上，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对激进政治的献身精神，倒不如说是由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一种冒险的意识，一份迫不及待的冲动，一股为追求更高理想而抛弃传统道德的愿望。坂本龙马就具有所有这些品质。他在写给一位像他一样逃离土佐成为浪人的朋友的双亲的信里，曾这样说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今时代，忽视亲属，怠慢藩主，离开母亲、妻子和孩子都是有悖于人们理应履行的职责——这显然是出自愚蠢藩官的看法。”

……首先，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操纵藩国政治上的尊皇主义群体的核心成员来自于中级武士阶层，通常是较低层次的平侍。围绕着他们的，有少数上层武士和少数下层武士。前者提供接近那些真正处于决策高位的人的路径，如果他们要对实际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话，这是至关重要的。而那些少数下层武士则在他们联系极端主义者时派上用场。但是，这些成分并没有改变这个集团的基本特性，它的构成就与它希望在现存的社会规则范围内行动的意愿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尊皇主义“政治家”与温和派和保守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其次，那些缺乏在通常意义上参与城下町政治所需最低地位的尊皇主义者，或者，那些因为别的原因认为合法的方法不适宜或无效的尊皇主义者，势必要在常规权力中心以...

书籍介绍

十年間超英趕美 迅速躋身列強

看明治維新如何逆轉日本劣勢

打造全球絕無僅有的翻身傳奇

197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得主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教授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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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利的《明治維新》是一部史論結合的歷史著作。大體上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依次探討維新政治的各個階段。導論以簡明的方式討論至一九七○年為止，有關解釋和評價明治維新的性質、地位和歷史影響的主要學說及代表學者、著作。

第一至四章展現日本政治的中心如何從幕府政權的問題（內憂）轉向對外政策的問題（外患），而後依序討論「改革的大名」（第五章）、「不滿的武士」（第六章）、「攘夷運動」（第七章）、「攘夷的失敗」（第八章）以及「恐怖主義的失敗」（第九章），在諸多嘗試後，日本最終選擇了「維新運動」（第十章）。其後的四章探討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改革。在結論部分，比斯利總結道，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他認為，貫穿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諸多政治事件始終的「紅線」，是從對外來威脅的意識走向國家認同的意識，並以要求國家統一和獨立的方式表現出來。伴隨這一進程的，是經濟快速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出自中下級武士的「有才之人」（man of talent）進入日本的統治階級。而正是這些「有才之人」選擇了「明治維新」，主持了明治初年的改革。所有這一切等於一場革命嗎？比斯利明言他不願意使用革命一詞來描述明治維新的性質，因為在明治維新運動中，武士扮演了統治的角色，而在運動結束之後建立的明治政權中，他們仍然占據統治地位。在明治社會中，「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元素，在為國家富強而奮鬥的旗號下共生共存。有鑒於此，比斯利反對把明治維新定性為「資產階級」、「農民」、「絕對主義」或「右翼分子」運動。

中國是比斯利寫作這部著作過程中不時觀望的參照對象。

它的導言也是全書的第一句話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來自西方擴張的威脅和壓力。」這些威脅和壓力使兩國都陷入政治和軍事的危局，對兩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都形成致命的挑戰。兩國對這些威脅和壓力的最初的反應也多有相似之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敵視，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願地承認自身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劣勢」。然而，這些反應在中日兩國所引發的後果卻大相徑庭。在前者那裡，對內保守主義聯手，對外節節退讓，直至王朝覆滅和革命到來；但在後者那裡，「以夷制夷」卻獲得了成功，一系列建立「現代」國家政策的實施使它最終成為一個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國。「於是，與日趨貧困、內戰不已的中國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國與發展工業之路」。緊接著這段話，比斯利斬釘截鐵地寫道：「明治維新乃是這一對比的核心所在。」

身在與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台灣，時值這場撼動日本歷史的革新屆滿一百五十周年，本書值得讀者駐足一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