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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詹剑峰先生在先秦哲学方面，尤其是墨子和老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享誉学术界。本书是詹剑峰先生老子研究的重要成果。从记载老子事迹较多的古籍《史记》《庄子》及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三方面来考察老子的事迹，从《老子》成书的历史考察其实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从其学说在初期的传人、稷下黄老学派、战国以至秦汉的黄老之学的流传与演变考察老子思想的发展和活动历史。并进一步评述老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本书开始于文献资料的考据，结束于哲学思想的讨论，为老子这样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人物，勾勒了一个更加客观清晰的轮廓，并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目 录

001   章　老子其人

002 节　老子在孔、墨后的由来

005 第二节　从《史记》检证老子其人

032 第三节　从《庄子》检证老子其人

040 第四节　从儒家经籍检证老子其人

050   第二章　老子其书

050 节　《老子》书中哪些思想必是

战国时才产生的呢？

065 第二节　战国以前无私人著作么？

078 第三节　《老子》书成于何时？

093 第四节　《老子》书是谁著的？

101   第三章　老学的传授与演变

104 节　初期老学119 第二节　稷下黄老学派

126 第三节　本于黄老的申韩学派

129 第四节　秦汉时代黄老之学

136 第五节　老学怎样转变为道教？

144   第四章　老子的人生哲学

144 节　老子的人生观

151 第二节　上善

156 第三节　实践的道德

167 第四节　论摄生

177   第五章　老子的政治哲学

177 节　老子的社会演变观

185 第二节　无为而治

191 第三节　反封建

209 第四节　公社的复归

226 第五节　述评老子的理想国235   附录　参考书目

243   跋

詹剑峰（1902—1982），江西婺源人，著名哲学史家和逻辑学家，曾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1923年毕业于中国公学。1925年毕业于北京国立法政大学。1926—1932年在巴黎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布列赫（Emile Brehier）等学习逻辑学、哲学史和哲学。1932年起，先后任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在墨家逻辑和老子哲学研究等领域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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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始于文献资料的考据，结束于哲学思想的讨论，为老子这样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人物，勾勒了一个更加客观清晰的轮廓。

书摘插图

书摘1老子其人

哲学史上所有哲学家中，就其身后遭遇之离奇者而论，实无过于老子其人，老子本是“自隐无名为务”的隐君子，但后来竟被拉出来充当大唐皇帝——玄元圣祖。他本是以哲学思想来反宗教的人，但后来竟成了道教的开山祖师——太上老君。他本是一个反对封建压迫的哲人，但后来竟成了没落贵族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本是生活在春秋末期，但一会儿是周幽王时代的贤者①，一会儿是生于商王武丁九年②，一会儿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等帝王之师③，而现在又是战国时期“博大真人”李耳。老子真可谓是变化莫测的神龙了。由此可见，老子在“老道”的笔下固然是神话中的人物，即在“今儒”的笔下亦依然是神话中的人物。所以要弄清老子的哲学思想，首先要剥去后人给老子披上的神秘外衣，消除后人对老子妄加的歪曲，还他本来的面目。

 书摘2 稷下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在稷下者，有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诸人。记载“稷下先生”的原始材料是《史记》。故现在论述稷下黄老学派亦以《史记》所述者为限。先引《史记》之文，再加分析。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孟荀列传》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孟荀列传》）。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田齐世家》）。

　　试分析上引文字，可得几个要点：

　　，上述稷下学士中，唯田骈、接子、慎到、环渊是黄老学派。这些黄老学者，做的是大官（列为上大夫），收入是很丰厚（赀养千钟），住的也很舒服（高门大屋），而又非常清闲（不治而议论）。他们的生活既舒适，又有优余的时间，故能从事著书。而著书的目的是干世主。由是可以想象到：在高官厚禄豢养下的学士，其著书又是干世主，自不免如太史公所讥“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如慎到、环渊、接子、田骈之徒，岂可胜道哉！”

　　其次，这些黄老学者在王侯豢养之下，还要标榜清高，以表示他们仍继承老子之学，是个隐者。例如，田骈“高义，设为不宦”，齐人讥之曰：“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犹之乎“邻女设为不嫁，而有子七人”。由此可见，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这些黄老学者，与列子、庄子之“清高自守、安于贫穷”的老氏之徒是大不相同的。而且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的政治立场和关尹、列子、庄子的政治立场也大不相同。因为这些黄老学者阿世苟合，卖身投靠于齐王，而庄子则公开斥责“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由此可见，环渊不是关尹，因为庄子称赞关尹为“古之博大真人”，而《史记》载环渊是为齐王所豢养的学士；如果关尹是卖身投靠仍“设为不宦”那样假清高，庄子也不会崇拜他为“博大真人”了。

　　第三，田骈、慎到、环渊、接子既在世主的高官厚禄之下以著书，当然要造出一套政治理论，以巩固世主的统治；当然要搞出一套“法”“术”，以帮助世主管理臣民。大概把“老子之学”说成“君人南面之术”，是从慎到之徒开始的。

　　第四，田骈、慎到、环渊、接子既著书以讲“君人南面之术”，那就要找出一个古代世主，作为历史的根据，老子当然不具备这一条件，于是抬出一个黄帝来，因发明其旨意，实即曲解老子的思想而托之于黄帝，从而称为“黄老道德之术”欤？这样一来，老子之学与黄帝之名相结合，而成为黄老学派。大概自此之后，许多《黄帝书》亦由兹而编造出来。试论证之于下：

　　先谈一谈老子之学与黄帝之名相结合而成稷下黄老学派。老子根本不提一个古圣王，可见老子不是托古派。《论语》、《墨子》、《孟子》诸书引古圣王颇多，如尧、舜、禹、汤等，而黄帝这个圣王不见于《论语》，不见于《墨子》，亦不见于《孟子》。甚至司马迁作《史记》时还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唯庄子常提黄帝，如《大宗师篇》、《在宥篇》、《天运篇》、《缮性篇》、《知北游篇》、《徐无鬼篇》、《盗跖篇》。但在庄子笔下：黄帝是一个求道的天子，曾问“至道之精”于广成子（《在宥篇》）；《知北游篇》又说黄帝是一个不知“道”的人；而在《盗跖篇》则痛斥“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可见庄子心目中，黄帝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王。其次道家非尧舜而薄汤武，可见老庄之学并不是“托古改制”，而只是发挥“天道自然”与“人法自然”的哲学。

　　但是庄周所斥责的黄帝在齐国则大不相同了，“黄帝的存在已经为齐国的统治者所信史化了。齐宣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因此，黄帝在田骈口中也是历史上实在的圣王了，试举其证：“田骈以道术说齐王，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高诱注：五帝，黄帝轩辕等），神农以鸿’”（《吕氏春秋·执一篇》）。齐王既要“远则祖述黄帝”，所以田骈要用黄帝的道术说齐王了。而田骈所说，“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物任性而莫不宜当”，则仍是老子所主“事物变化皆有规律以及因任自然”之旨。由此可见，“发明”老子之学而托始于黄帝，是从稷下学士开其端，这就是太史公所说：“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者是也。

　　再谈一谈老子之学与法家相结合而成刑名法术之学。这一结合虽不能说始于稷下，而在稷下得到发展，则为实事，其代表人物就是田骈和慎到。

　　田骈和慎到是战国百家争鸣时的重要角色。《吕氏春秋·不二篇》说“陈（田）骈贵齐”，《尸子·广泽篇》说“田骈贵均”；而荀子在《解蔽篇》批评“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田骈与慎到的学说当然各有特点，然荀子与庄子均把田骈和慎到同列于一派，可见二者有其大同之处。荀子说：“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非十二子篇》）；庄子亦说：“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彭蒙之师曰……”（《天下篇》）。彭蒙尚有师，可见这派是源远流长，不始于稷下，而兴盛于稷下。盖自彭蒙之师，而彭蒙，而田骈，其间已三代矣。

　　庄子批评这派时说：“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慨乎皆尝有闻者也。”（《庄子·天下篇》）。从“其所谓道，非道”这句话，可见彭蒙、田骈、慎到之“道”，并非老子之“道”，庄子其以慎到等曲解老子之言而陷于非欤？故直断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从“慨乎皆尝有闻者也”这句话，可见庄子亦承认彭蒙、田骈、慎到亦祖述老子之学。

　　以荀子批评“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以及批评“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可见田骈和慎到是援“老学”入“法术之学”者。如果从历史来看，彭蒙之师、彭蒙、以及田骈、慎到均发明老子之旨意于法术方面，而又借重于古代世主黄帝以增其学说的声价，乃称为黄老之学。所以《艺文志》把《慎子四十二篇》列入法家，并说“慎子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其意殆指稷下黄老学派，先于法家，而申韩尊之欤？至于《艺文志》论道家学说时所说：“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那当然是庄子学派了。

　　既述稷下黄老学派，附带谈一下宋钘和尹文。自宋儒从《礼记》发现《大学》是曾子所作，儒家孔、曾、思、孟相传的道统遂为人世所尊。自郭沫若和刘节从《管子》发现《白心》四篇是宋钘、尹文所著，宋、尹几成为道家的开山祖师。如刘节认为《白心》四篇的文字恐是道家的导源。近之谈中国学术思想史者，谓曾子作《大学》是宋儒无据之谈，而宋、尹作《白心》四篇则为有据之事。实事果真如此么？兹就所疑，写出以就正于有道。

　　（1）有人见到《天下篇》有“齐万物以为首”，遂据“齐物”二字以推断《齐物论》是慎到所作。现在见到《天下篇》有“以此白心”，遂据“白心”二字以推断《白心》、《心术》上下和《内业》四篇是宋钘、尹文所著，这是大大可疑。（2）审察《白心》四篇的内容与《天下篇》所载宋钘、尹文的道术似毫无关系。据《天下篇》看，宋、尹道术的要义：“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寝兵是宋钘思想中的主题，而四篇中只有“兵不义，不可”一句话有点关联，但若与下文联接起来看，则与寝兵之义风马牛不相及。情欲寡浅也是宋钘思想中的主题，四篇也没有谈到，“虚其欲，神将入舍”是与宋、尹“情欲寡浅”这命题丝毫无关的，郭沫若不得不把“去欲则宣”改为“去欲则寡”以适合己意，然而这一改于事无济，因为该段全文并不是说明情欲寡浅。荀子在《正论篇》极力驳斥宋子“见侮不辱”之说，然而在四篇中找不到一点踪影。而且这四篇也丝毫没有表出宋、尹“愿天下之安守，以活民命”的精神。宋子著的《内业》、《心术》之篇，何以竟忘了本人哲学的基本命题呢？（3）四篇杂抄道、名、儒、法之言以成篇（例从略），而杂抄者的文笔又不高明，更显其浅陋，如“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不成话。故四篇显是道、儒、名、法之言盈天下后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末期庸人所辑成的篇章，能把这样的著作归之于宋、尹么？（4）有些地方，不知其义而乱抄，例如《心术上篇》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道既为天地所限，还能说“其大无外”么？《内业篇》说：“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灵气在一心之内，还能说“其大无外”么？《白心》四篇的凑辑者可能知道惠施“其大无外，谓之大一，其小无内，谓之小一”之说，而对于‘道’又茫无所知，对于“其大无外”又不解其涵义，乱用之以形容“道在天地之间”，并不伦不类用来形容灵气在心的来逝。宋钘与尹文亦一学派的大师，居然写出这样无知的著作么？这是大大的可疑。这样的著作，能够说是“道家思想的导源”么？这又是大大可疑。

媒体评论

剑峰先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逻辑学，获得可喜成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一生对学术认真刻苦研究，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品格。——杨献珍                              正是学习詹剑峰先生的学术论著，才深刻体会到文史哲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类似数学证明的论证，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_——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邹大海                                             詹先生不仅清晰、详实地梳理了老子思想复杂的历史流变，对其与黄老、 道教的根本差异也给出了精到的提点。——邓联合

前言

一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作

——读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学派》

邓联合

詹剑锋（1902-1982年），江西婺源人，早年求学于北京，1926年留学法国，期间研读了西方哲学，1932年回国后曾在安徽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是一位在中西哲学领域皆有精深造诣的学者，其著作有《哲学概论》《伦理学》《西洋古代哲学史》《逻辑与科学方法》《墨家的形式逻辑》《墨子的哲学与科学》等。

1957年，詹先生写成《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1963年三易其稿，1966年再次修正并作为定稿，1980年他又一次对书稿进行校改，198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稿由初撰到后出版，凡二十五年，期间多次修改校正，足见先生治学之审慎严谨。该书原有三编：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学派；“天道自然”观；“人法自然”论。本次易名出版，保留了原书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精彩的编），删去了第二编以及第三编中的《“天之道”与人之德》一章。

詹先生出版此书的19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阶段，而从古今老子学史来看，詹先生的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拨“乱”反“正”的重要著作。其所拨之“乱”，是指学术史上逐渐形成、积存的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其学的各种有意无意的妄断和误说。

众所周知，早期道家诸子大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甚至首尾皆不可见的人物，老子亦然。作为“正史”，《史记》中的《老子列传》不过寥寥四百余字，——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孔子世家》则有皇皇数千言。司马迁所作的这篇老子本传看似言之凿凿，实则大有可供后人想象、揣度和臆测的空间。应当说，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太史公之前的先秦典籍记述不可谓少，但由于这些记述或采取真假难辨的寓言形式（如《庄子》），或实为假托的对话（如《文子》），或只是借以阐说己意的片段引述和诠释（如《韩非子》），或只有极简的片言只语（如《荀子》《吕氏春秋》），所以，即便汇拢所有先秦文献的记述，老子示于后人的似乎仍只是扑朔迷离、歧异错杂而非清晰、完整的真切形象，——据《史记》，孔子见老子后，颇服膺其气象之高深宏博，乃有“其犹龙邪”之叹，此之谓乎？

概括而言，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其学，早期文献留给后世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1）作为道家的立宗者，老子是哪一历史时期的人？与此相关的是一些更为琐细的问题，如老子故里何在？姓甚名谁？他有怎样的生平经历？孔子果真曾问学于老子吗？太史公述及的李耳、老莱子、太史儋，哪一个是撰作五千言并创立道家学派的“真老子”？（2）《老子》一书成于何时？其早期貌相如何？其作者是老子本人吗？（3）老子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其学说的师承授受和演变历程是怎样的？如此等等。有趣的是，这些甚至令今人仍时或感到一头雾水的谜团，唐代以前的学者却并不觉得是“问题”。老子是春秋晚期人，孔子曾向他问学，其著作为《老子》或曰《道德经》，其思想主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其后学有关尹、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太史公记述的这些内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学者毋需置疑和争辩的常识或共识，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内，老子其人其书其学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也一直居于备受尊崇的地位。

由于李唐皇族的崇奉，老子的尊荣在唐代达到“峰值”，但恰恰是在唐代，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以排佛老、倡道统为己任，韩愈不仅对孔子问学于老子之习说感到愤愤不平，而且痛斥那些接受这种说法的儒者为“乐其诞而自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甘愿信从前人的胡说八道而自我矮化，但韩愈并未拿出反驳习说的理据，徒有愤愤而已。南宋时期，叶适批评孔子问学于老之说乃是黄老学者借孔子以推重其师之辞，他并且认为《老子》的作者必非老聃，著书的老子也不是孔子问学的那个老子。进一步，清代崔述、汪中等学者对孔子问学于老以及老子作《道德经》之说提出了更详细的质疑和辩议。在《洙泗考信录》中，崔述反驳司马迁《老子列传》中对孔子的批评云：“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又云：“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其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何以《论语》反不载其（指老子）一言？”汪中的言下之意是，所谓孔子问学于老实为妄说。汪中则依《礼记•曾子问》的记载，指认老子本是“谨于礼”且“尊信前哲”之人，但《老子》书中却薄礼黜圣，再加上本传所述老子的“隐君子”与王官（“周守藏室之史”）的身份矛盾等一系列乖违可疑之处，汪中遂断定作五千言的老子应是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公的太史儋。换言之，充满异端色彩的五千言的作者并非孔子问学的对象。这实质上也是要否定孔子曾问学于老。

相较于前世，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老子其人其书的歧议、怀疑和否定，更加“花样翻新”而至于“五花八门”，诚可谓“有过之而不无极”。各派学者的看法集中表现于1949年前后爆发的持续四十多年的激烈论战中。詹剑锋先生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论战，因此他的这部书也充满了论战色彩。兹将书中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略述于下。

关于老子其人：（1）梁启超认为孔、墨、孟均未提及老子，可见老子应是在三者之后的战国人。（2）钱穆认为诸子之学皆“渊源起于儒，始于孔子”，所以“老子不得在孔子前”。（3）冯友兰认为李耳为“隐君子”，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庄子·天下》），李耳窃老聃之学以为其学，而司马迁遂“误将老聃及李耳合为一人”。这也就是说，老聃与李耳并不是同一人，太史公所记有误。

关于《老子》其书：（1）张寿林认为其书应在孔、墨后，因为假如孔子不先论“仁”，“老子将无由而非之”；同样道理，必然是墨子先“尚贤”，而后才会有老子“不尚贤”的“反动之语”。罗根泽的看法与此相类。（2）冯友兰认为老子之学属战国学派，其书为战国时期作品，因为孔子前无私人著述，加之《老子》为简明之经体，而非问答体，故不得早于《论语》《孟子》《荀子》。（3）钱穆认为其书应在孔、墨以及《孟子》《庄子》《荀子》后，作者为战国人詹何，因为《老子》是辩论体之精者，其深远玄妙之思想风格应后于孔墨之浅近质实，且书中“刍狗”等语词典故、思想概念当取自《庄子》。（4）李泰棻认为《老子》由杨朱写定。（5）杨荣国认为《老子》纯由后人杂袭《庄子》之文而成。（6）郭沫若认为，稷下学者环渊所著“上下篇”即《道德经》，后来关尹将其整理成书。（7）梁启超认为《老子》应作于战国末期，因为书中有些话“太自由、太激烈”，并且“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文字语气也不像是春秋时人所有。（8）顾颉刚认为《老子》是赋体，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间，因为赋体乃战国末的新兴文体，而且《吕》用老子言，却不称老子之名，故《吕》成书时，《老》尚未成书。（9）刘节认为五千言是《丹书》，出现于西汉文景间。

综合以上看法，再加上司马迁所记，关于老子，就有了春秋时人、战国时人，且老聃即李耳、老聃与李耳并非一人等歧见；关于《老子》的成书时间，乃有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文景间等异说，其作者或为老聃、李耳、太史儋、杨朱、詹何、环渊及关尹，乃至汉代的方士或道教学者，其文体则或为经体、辩论体、赋体，等等。如是各家聚讼不已、莫衷一是，老子其人其书也就在众说纷纭中愈加云里雾里、本相难见了。

依詹剑锋先生之见，后世加诸老子其人其书的上述看法皆为臆测和妄断。有鉴于此，在他的这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著作中，詹先生条分缕析、剥丝抽茧，对诸说逐一进行了驳议和澄清。要言之，为还原和呈现老子其人其书的本相，詹先生所做的工作有三点值得称道：

书籍介绍

刻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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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始于文献资料的考据，结束于哲学思想的讨论，为老子这样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人物，勾勒了一个更加客观清晰的轮廓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詹剑峰先生在先秦哲学方面，尤其是墨子和老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享誉学术界。本书是詹剑峰先生老子研究的重要成果。从记载老子事迹较多的古籍《史记》《庄子》及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三方面来考察老子的事迹，从《老子》成书的历史考察其实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从其学说在初期的传人、稷下黄老学派、战国以至秦汉的黄老之学的流传与演变考察老子思想的发展和活动历史。并进一步评述老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本书开始于文献资料的考据，结束于哲学思想的讨论，为老子这样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人物，勾勒了一个更加客观清晰的轮廓，并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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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峰先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逻辑学，获得可喜成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一生对学术认真刻苦研究，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品格。——杨献珍

正是学习詹剑峰先生的学术论著，才深刻体会到文史哲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类似数学证明的论证，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邹大海

詹先生不仅清晰、详实地梳理了老子思想复杂的历史流变，对其与黄老、 道教的根本差异也给出了精到的提点。——邓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