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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葛兆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课和讲座为日常事业。每次演讲都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当演讲声音传出，希望能略有回响，使读者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

这些讲稿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自序

篇 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第二篇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第三篇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第四篇 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

第五篇 后的贵族：孔子的时代和他的理想

第六篇 重思禅宗与中国文化

第七篇 当图像成为文献——从职贡图与苗蛮图看历史中国之“外”与“内”

第八篇 明代中国有多少世界知识？——从15—17世纪的三幅古地图说起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 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 年获选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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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节选）

二、全球史与世界史有别：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

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那怎么样描述自己国家之外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全球史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为什么全球史才是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的历史？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就是传统华夏帝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他也写匈奴、大宛、朝鲜、越南、西南夷，但这个周边世界都很小，着墨也不多。在中国的历史书里，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中央王朝以外的历史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比如说早期的郭实腊（又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1829年就写了《东西史记和合》（1833年汇编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出版了《古今万国纲鉴》。后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写了《外国史略》。特别是1897年广学会出版了日本冈本监辅编著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大家知道，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也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比如说，世界通史，就是在一个时代里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叙述过来。晚清以来，对世界的新认识，经由林则徐、徐继畬、魏源传到中国来了，像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和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到了晚清学制改革，中国的大学、中学里教世界史，大概就接受了欧洲（也包括后来的日本）这样一个形式，慢慢形成了我们后来的世界史传统。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颗一颗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进入全球史研究的时代，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它不再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是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因此，包括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移民的互相影响，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不仅是讲往来，也讲往来之后的结果。这是我们跟过去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看，历史上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儿，看上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际上你仔细追溯，有可能会发现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常常用苜蓿这个例子。上海人爱吃的草头，过去就是马草，这个草头是什么？早就是喂马的苜蓿嘛。大家知道古代打仗，马是重要的，陈寅恪讲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汉武帝和匈奴打仗，为了追求好马，派使者和军队去西域，其中像李广利得到了天马。这西域的天马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着天马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的牧草。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知青，就种过这种开红花的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泡烂了来当肥料。可上海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马草，而且把它变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来炒一炒这个草头。你如果回头想，会发现原来就连这个草头里，也有全球的流动和交换的历史。所以，我一直建议人们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写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这本书讲了古代中国和伊朗，尤其是在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从伊朗传到中国来的，比如说黄瓜，当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葡萄，这都是从西域传来的。还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作者的汉文名字叫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旧译爱德华·谢弗），他就写在唐代有多少的人员、药物、商品等在波斯、中亚、西域到中国之间流通。中亚的粟特人，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非常厉害，他们沟通了亚洲大陆的两端，甚至一直把欧洲跟亚洲连起来，这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写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在我们复旦文史论坛讲演的时候就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要讲他们之间的不联系，不联系也是一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型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因此，国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叙述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取代“国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首先，以文明为历史叙述的主轴，是从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我们要承认，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结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当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来描写，重点是反思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反思过去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我记得前些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跟很多美国学者谈过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全球史观，其实他们强调全球史观，主要是说全球是连成一体的，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为什么要打破“国家本位”的叙述形式？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现在倒过去追溯出来的，事实上，国家真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吗？它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写的必然单位吗？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我有一年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法国学者讲到一个事情，就说法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20%的人不会说法语。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成为天经地义的国家存在，而且居然还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呢？又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是由讲德语、讲法语和讲弗拉芒语的三个族群合成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单位吗？你写比利时史，就等于是拿现在的比利时，倒推过去的不同族群，还得把他们写成统一的历史，对不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观，实际上写起来是有麻烦的。一旦讲到国家，就觉得国家好像是本质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国家也是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提倡全球史观，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联系”“互动”“建构”，打破“自古以来”的、“单线”的、“进化”的“文明/族群/国家”的“文明纯粹论”，我们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国家本质化，即区隔为互不通融的历史上互相没关系的若干块。台湾学者王明珂，就强调现代中国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质的，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他们互相由于认同而不断建构起来的。他讲到四川西部的羌族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认同来自“一截骂一截”，什么叫“一截骂一截”呢？山底下住的是汉人，山坡上的人是谁呢？按照汉人的看法，他们就是羌人，但这些羌人不承认，说更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可是上面那些人又不承认自己是羌人，说更上面的那些人才是羌人。所以，很多族群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原来可能有个核心小雪球，但越滚越大就变成大雪球，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所以，全球史观的好处就是强调联系、交融和变化，它不把这些当作本质性的东西。

再次，接下来我们要以“交融/互渗”逐渐形成新“共识”、新“认同”、新“世界”的历史观，代替过去仅仅以某个区域“物质、技术、思想和文化”进步为主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不再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来划分，也不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大家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化身万千，变成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但这些历史观都有一个背后意思，就是谁更进步、谁更文明、谁更强大，那么谁就是历史的主线，就以谁为标准来裁判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交融的历史。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呢，往往把历史切割开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的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有战争呀。可是到了后来，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的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进行角逐。可是，说到蒙古大军，同时又回头涉及中国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再比如说，我特别强调的是1405年。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会注意1405年，帖木儿在这一年去世，对于明代中国的意义是，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东边了。你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的话，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分隔开来，是不是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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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和新概念就像聚光灯，打到哪里就亮到哪里，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关注、跟着讨论，不管他是对是错，都刺激你去想新问题和新领域。我认为，有争议、有反响的书，总比水花都溅不起来的书要有价值。我个人比较熟悉日本学界，比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丸山真男的“忠诚与反叛”，都提出了最关键的新概念，因此就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市面上的学术书，有多少能引起争论的？好像90%的书出版了以后就基本等于化成纸浆。

在惠能的学生里，可能有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这两个人，现在的禅宗史都把这两个人说成是惠能之后开出两派的重要角色，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从当时的历史资料来讲，这两个学生都不是最重要的学生。历史上有一个必然规律，叫作“师以徒显”，老师的伟大常常要靠伟大的学生，当学生一旦伟大起来以后，他就会把老师说得很伟大。这两个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学生太伟大、太厉害了，所以他们写的禅宗历史，就把他们的师父说成是惠能之后最重要的学生，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可能是神会。这个是胡适当年考证得出来的结果，这个可以相信。

我们回过头来看，孔子全部的理想就是恢复他梦寐以求的西周时代的贵族秩序。可是他的方法却只有下面三种：第一种就是“制礼”，恢复礼治。大家当然都很熟悉“克己复礼”，所谓礼，就是依靠等级森严的仪式，来暗示大家这个社会要有等级分界，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规矩，不能越过身份的界限。第二种方法就是“正名”。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如果有诸侯让你当政，你首先要干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意思是首先应该“正名”。子路这个人很勇敢，但也很鲁莽，他说孔子很迂。孔子就说，你这个人真野蛮，为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人外在的名义和他实际的身份统一起来。比如说，我是老师，既要对学生有一定的尊严，同时我也要履行老师的职责。否则的话，我就不能叫老师。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排长，他就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他是班长的上级，是连长的下级。所以，孔子认为，在一个等级身份的社会里面，名分一定要与实际相吻 合。要是把名分规定得清清楚楚，实际上也能够理顺社会等级和身份。所以，他在编《春秋》的时候，在写楚国国君的时候，一定不写“楚王”而写“楚子”，来暗示大家说，公侯伯子男这个等级不能够混淆。可是，光靠这个也不行，因为这只是个外在的约束。所以第三个方法叫“求仁”，就是追求仁爱之心。仁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仁者爱人”。所以在《国语》里面有一段话说：“欲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从己也，必先从人。”就是说，你要别人爱你，你就要先爱别人，你要让别人听你的，你也要先听别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做什么，你也要让别人先去做，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也要让别人先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归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历史学本来有两个目标，可是我们现在只重视一个目标。我们过去讲历史最主要的是什么？叙述民族国家的历史，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爱国主义。可是，我们也许忽略了历史学也有另外一个理想，就是告诉你，人类是互相联系的，人类共享一个地球，你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这就是全球史的意义。

因此，包括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移民的互相影响，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不仅是讲往来，也讲往来之后的结果。这是我们跟过去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看，历史上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儿，看上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际上你仔细追溯，有可能会发现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所以，所谓典范研究，就是规定了这个主题讨论的框架、方向和理论。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学术书，就好像是社论、教科书、概论或是高考作文题，既没有新资料，也没有新思路，更不要说新典范。

编辑推荐

◎葛兆光教授是当今中国一流的文史学者，严谨、正派，不媚不俗，充满现实关怀。本书的八篇讲稿表露出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困境的焦虑与诊断病源的责任意识。

◎葛兆光教授有着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以冷静审慎的客观立场，力图破除简单化的历史叙述，纠正历史“常识”背后的偏见与臆想。

◎这部演讲集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精装彩色印刷，插图丰富美观。

书籍介绍

历史学家有责任告诉大家的事。

葛兆光教授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背后有哪些偏见和臆想？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最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葛兆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课和讲座为日常事业。每次演讲都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当演讲声音传出，希望能略有回响，使读者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

这些讲稿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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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是当今中国一流的文史学者，严谨、正派，不媚不俗，充满现实关怀。本书的八篇讲稿表露出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困境的焦虑与诊断病源的责任意识。

◎葛兆光教授有着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以冷静审慎的客观立场，力图破除简单化的历史叙述，纠正历史“常识”背后的偏见与臆想。

◎这部演讲集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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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竟是历史研究者，我们有焦虑，也试图给这个国家或者历史的问题去寻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开处方、动手术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从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中国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历史学也有另外一个理想，就是告诉你，人类是互相联系的，人类共享一个地球，你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