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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这部《故宫文物南迁》 是选取了这座宫殿历 为惊心动魄，也 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第三章烟云渺渺水茫茫：钟山风雨

第四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第五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第六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第七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第八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第九章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宫两院

尾声

后记

注释

参考书目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 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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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宫到博物院 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为由，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几天后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这 ，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只有二十四天。

    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从此开始了“孤灯伴泪夜难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岁。她在大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专制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无日不以泪洗面，薄命如斯，夫复何言！惟逆来顺受、苟延残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压迫、虐待可为 。”10月22日，文绣与溥仪宣告离婚，溥仪因此成为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 位离婚的皇帝（逊帝）。当时媒体称之为：“皇妃革命”。

    十九天后，溥仪在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后为溥仪的警卫官工藤忠）等十几个日本人的陪伴下，乘汽艇偷渡白河，又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奔赴已经沦陷的东北，在那里，他将开启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在此之前，他的“宠臣”郑孝胥已经为他描述了他未来“帝国”的宏伟图景：“帝国的版图，将 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直到几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板垣征四郎把事先拟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放到他的面前，他才如梦初醒：郑孝胥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虚拟图景，这个在日本人“帮助”下建立的“新 ”，只不过是殖民地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连他自己，也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皇帝，连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离他而去的文绣，却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成为北平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的国文和图画老师，不仅没有跟随溥仪走上背叛祖国的命运， 避免了婉容的悲惨结局。

    溥仪的 次皇帝生涯是在1912年结束的，那一年， 建立，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根据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皇室曾经暂居在紫禁城的北半部，紫禁城外，则已是民国的天下。第二次是在民国建立五年之后的1917年，前清遗老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段祺瑞代表的 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把年仅十二岁的溥仪推上龙椅，宣告 ，然而没过几天，这个复辟的“朝廷”就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土崩瓦解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不仅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逼走了吴佩孚，而且为使封建帝制永无复辟的机会，索性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

    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 的“三希”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 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

    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

    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在溥仪离去的身影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1924年11月20日—1926年4月5日），委员有：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委员长为李石曾。庄蕴宽、吴稚晖、张继等6人为监察员，各院部派助理员会同行事。

    这14名委员中，汪精卫为挂名，蔡元培、范源濂为教育界官员代表，警卫司令鹿钟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为军警界代表，监察员庄蕴宽、吴稚晖、张继等为 元老，这些政军界代表担当了政治、军事保障作用。清室善后委员会后五人为清室代表，没有参加具体清点工作。

    具体的文物点查，主要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任的43名顾问进行。这43名顾问中，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王星拱、马裕藻、沈尹默、马衡、皮宗石、朱希祖、单不奄、顾颉刚、黄文弼、徐炳昶、李宗侗、胡鸣盛、欧阳道达、杨树达、叶瀚、陈万里等20余人来自北京大学。此前的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将西方考古学、文献学带入到国故整理中，在“五四”以来全新的知识体系下，重新梳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础（比如北京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蔡元培，1933年以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国学门委员、考古学会 马衡，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以后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院长；国学门委员李宗侗，1925年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袁同礼，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其中沈兼士1933年任文献馆馆长，袁同礼1933年任图书馆馆长），为“故宫学”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把“独立不倚”的品格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带入故宫，在后来的故宫文物南迁中，马衡、欧阳道达、庄尚严等，也都成为中流砥柱。

    庄尚严先生回忆，“因点查工作繁重，故聘请了北京大学文史系的许多学者为专家顾问……（他们——引者注）几乎天天到会人组，从事点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北大学生，其中有傅振伦、单士元、庄尚严等。

    庄尚严先生回忆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社会间的瞩望，同时也是会中全体人员认为 重要应即刻进行的事：就是把既经封闭了的宫殿的门，再重新打开，看看究竟内部有些什么？要想弄清楚此一问题，并不简单， 步，非先从事清点一次不可。而且大家都认为清点的范围，应不限于所谓‘文物’，或有金钱价值之什物。换言之，凡是宫中一切物品，不论有无任何价值，都要一一清点而登记之，清室既无帐册移交，会中点编清册之后，才能对社会、对政府，有所交代。”单士元先生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只有十八岁，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物品进行的点查工作。单士元先生回忆：“1925年1、2月份，点查清理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18度。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 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部助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庄尚严先生在点查时，常在一些偏僻的宫室里见到一幅“九九消寒图”，人去室空，依然悬挂在墙上。那是一块纸板，上面横书“九九消寒图”五个大字，下边有九个字，分成三行，每行三字。这九个字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字刚好九画，九个字共八十一画，一律以双钩字体书写，后宫的嫔妃们，在“入九”之后，每日填上一画， 个字填完，“一九”就过去了，再填第二个字，如此日复一日，等九个字全部填完，就“出九”了，冬天过去，春天来临。嫔妃们用这样的方法，打发她们漫长的时日。

    刚刚发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九字牌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不解其意，这个事传到胡适先生那，胡适先生在厕上读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恰好看到这样的记载：道光朝，宫中作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各字九画，每日书一笔，至八十一始毕，宫人皆效为之。

    这个哑谜，被胡适先生在无意中解开了。

    胡适先生将此事记在1932年1月21日日记中。

    自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就开始逐宫点查文物。点查文物用《千字文》的顺序编号，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点查沿故宫乾清门以北至顺贞门间的“中路”进行， 个点查地点，就是乾清宫，所以乾清宫的文物都被列为“天”字号。点查组打开宫门，从入门顺序开始，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二层木踏凳”，于是把这件木踏凳编为“天字 号”，可见他们点查文物的标准，不一定看它是否尊贵、“值钱”，紫禁城里的一切物品都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平等”的，都可算作“古物”。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工作历时年余，共清点出紫禁城物品达117万件之多，完成《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其骨干后来成为博物院的中坚力量。

    其实，在溥仪出宫以前，已将一些清宫旧藏书画文物通过“赏赐”方式，由弟弟溥杰人带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发现了溥仪的“赏赐”清单，并据此编印了一本《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但《目录》所载的书籍书画，却追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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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由于未接到抵抗命令又无战争准备，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飞机和武器装备的东北军略作抵抗即撤退或溃败，沈阳的兵工厂中260架飞机、250门大炮、10万发炮弹、600门迫击炮、40万发迫击炮弹、15万支步枪、300万发子弹无一遗漏地成了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日本关东军仅用半天时间，就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铁路沿线的十八座城市。

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但日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据战后东京裁判资料，1931年，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给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一份密函，劝其于1931年成立两个新国，一个是“满蒙王国”，一个是“远东独立国”，前者包括中国的满洲与东蒙；后者包括东西伯利亚、上乌丁斯克、后贝加尔湖、阿穆尔州，抵达白令海峡。这一疯狂的目标一旦实现，“不但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成了日本的内湖，中国之东三省，大逾日本内地三倍，后贝加尔湖大逾日本七倍，加以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黑龙江沿岸，都是膏腴之地，矿藏之富，取之不竭，十年之内，日本国力将超美国。”

“据统计，商务印书馆80%以上资产被毁，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于人世间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有学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一生爱书如命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涕泗横流。他痛心疾首地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袁守和打圆场，叫他手下人重新装箱，为《四库全书》加了油纸包。

据介绍：“《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胸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分别贮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然而，《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历尽了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20世纪30年代，尚留在人间的，只有

三部半，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就是故官博物院藏文渊阁本（在南迁之后，最终被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

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还有文澜阁本，经过兵乱之后两次抢救补抄，成为“半套”，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有记者进入故宫，看到在太和门外熙和门内，堆着三百余个装好的箱子，有警士一名，站在那里看守。在每一只箱子上，都封着三道封条，箱上每一号单下，都写着里面装着九匣或者十三匣不等，一律为《四库全书》。

在协和门外，还堆着四百多只木箱，里面装的大多是宫廷档案。故宫博物院雇来的百余辆排子车，都停在东华门外，等待装车。一位故宫博物院的员工对记者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已装满七千余箱，外传有三千余箱，相差太多。他还说，自去年8月，易培基院长就要求将文物装箱，运至库房集中保管，此时运到大和门外的，只是一部《四库全书》，还有少数其他文物，大部分文物还在库房里，没有来得及运出来呢。

有学者说：如果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时，尚处于和平环境，特立独行赢得先机，有序组织相对从容的话，彼时，从南京大撤退中的文物紧急再迁，就融入了兵荒马乱千军万马的大内迁巨流中，致使文物再迁面临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极大的仓促性和被动性。此时的文物再迁实际上已成为文物逃亡了，总体上以文物全部的撤退为目标，采用水陆并进的抢运方式撤离，在空间上，呈现为南、北、中三路南迁，在时序和迁运状况上，表现为三波再迁。

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14日，80箱文物由招商局“建国轮”运离南京。此前，曾济时先生已先行抵达长沙，接洽贮存地点。

这80箱文物，撤除了体积庞大的装潢囊匣，腾出空间，尽量多放文物。其中大部分是参加伦敦中国艺展的精品文物，押运人为那志良、庄尚严、曾湛瑶先生，是为西迁南路。

11月19日晚，南京的凄风苦雨中，故宫博物院和中英庚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奋力将4081箱文物运上招商局的“江安轮”，由李光第负责押运，开始了文物西迁中路的旅程。22日，“江安轮”平安抵达汉口。此时，杭立武把视线转向不受战时统制的外国轮船，几经商洽，终于租下了英国太古公司黄埔、温州、吴淞等轮船，在庚款基金会董事长朱家骅的支持下，租船费用由庚款基金会垫付，化解了运输资金的燃眉之急。12月3日，英轮“黄埔轮”终于载着5250箱文物，驶离南京。“黄埔轮”溯江而上，两天后，平安抵达汉口。

以上两批，共迁运文物9331箱，其中包括古物陈列所4733箱，颐和园583箱，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3箱，中央图书馆2箱和行政院3箱附运品。

11月下旬，几乎与这9331箱文物装船驶离南京，运往汉口的同时，7287箱文物分三批装运专列，经首都铁路轮渡，三列满载文物的列车沿津浦线北上，由徐州转陇海线西行，押运者正是当年激烈反对文物南迁的马衡之子马彦祥...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经开始以各种名目损害、劫掠中国的各类文物，至全面侵华时期更肆无忌惮。李济先生1946年赴日，归国后写下工作报告《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报告在谈到日本战争期间对华文物掠夺时写道：“东方文化研究所向为日本研究汉学之一中心；战争期间，改隶大东亚省，对考古发掘大加努力，成一文化侵掠机构。所有日本在中国之考古发掘皆为大东亚省所支持，以学术掩饰其侵掠计划，主持者或自以为一大杰作。”

执行同样“使命”的机构，还有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等等。

北平沦陷后，日军冲入顾和园，对园内的文物大肆抢劫，连宝云阁内的佛像和重达2吨的黄铜供桌都被抢走，位于北京房山的元代建筑永寿禅寺也遭日军抢劫。

战争旷日持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已经演变成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持久战，日本的国力出现严重透支。为了弥补资

书籍介绍

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这部《故宫文物南迁》更是选取了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