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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是黑暗愚昧的吗？在本书中，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弗里德展现了不一样的中世纪历史。

从法兰克人的崛起开始，弗里德用不同个人的经历来展开关键性的主题，这些人物包括教宗、国王、学者、传教士或商人。借此，弗里德叙述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一千年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科学发展。如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欧洲政治、文化和宗教革新；查理四世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布拉格宫廷的文化事业；还有英法百年战争和圣女贞德的故事。作者也考察了更宽广的政治和知识潮流，从教宗权、教会大分裂的冲击，到君主制的新理论、法学，再到学术和科学的兴起。

在中世纪，欧洲一直存在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尝试，逐渐形成了精神文化的整体，打下了现代各国家的基础；君权与教权相分离，创造了市民的自由；人们探索着新的领域，从科学研究到发现遥远的国度。中世纪将欧洲引向了通往现代世界的道路。

前 言  1

章 波埃修斯与欧洲的崛起 1

第二章 大格里高利和法兰克人的新兴权力 22

第三章 查理曼与次“罗马帝国的复兴” 41

第四章 王国的巩固与罗马帝国的第二次复兴 74

第五章 末世危险地临近了 106

第六章 “真正的皇帝是教宗” 130

第七章 教宗分立的漫长世纪 150

第八章 天主的代理人 210

第九章 法理高奏凯歌 239

第十章 理性之光 286

第十一章 君主制 322

第十二章 对后的审判与重生的期待 384

结语：黑暗的中世纪？ 432

注 释 450

参考文献 471

缩略语 478

出版后记 479

约翰内斯·弗里德（Johannes Fried）是德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史。弗里德曾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于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任教。

译者简介

李文丹，北京大学德语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现为德国乌普塔尔大学中世纪史专业、保罗·玛利亚·鲍姆加腾教宗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讲师。

谢娟，北京大学硕士，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研究重点为中古德语长篇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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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

我们无法详细解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执政目标；若仅从只言片语或历史事件来推测，容易陷入循环论证。腓特烈二世极少公开表露他的执政观念，除了1249年临终前，面对拜占庭皇帝约翰·瓦塔特泽斯（Johannes Vatatzes），他不再需要克制缄默，因为约翰三世不是罗马教廷的朋友。腓特烈感慨道：“幸运的亚洲人，幸运的东方皇帝，他们不需要惧怕臣下的利器，也不需要担忧主教们的阴谋！”腓特烈二世认为，那些不用担心“自由的呼声如瘟疫般蔓延甚而被滥用”，不会因为伦巴第同盟的势力扩张而惶惶不安，以及无须害怕教宗的统治者，是幸运的。

同时代人称这位霍亨斯陶芬统治者为“世界之惊奇”“神奇的变革者”。这些评价听起来并非正面。腓特烈二世很小就父母双亡，当时许多阴谋人士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使得他终身都不信任周围的人。不过据说腓特烈二世自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达到了当时很少有人能企及的思想水平。他对科学与艺术非常感兴趣，他对贵族式的猎鹰也很痴迷。他不仅满怀热情地猎鹰，而且全面严谨科学地描述和传授猎鹰技艺。时人一再形容腓特烈二世是一位优秀甚至是有魅力的人。连一向反对他的方济各会修士帕尔马的萨林贝内（Salimbene von Parma）都承认：“我也曾喜爱过他。”

在孩童时期，腓特烈二世浑身上下就已散发着独特的国王及皇帝的威严。他立下宏伟目标，令自由地区、教宗以及城市同盟等都向皇权俯首称臣，而这意味着向那个时代强大的势力宣战。如后来所看到的，他致力于从西西里经斯波莱托直至北部，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并将其置于皇权的统治之下，城市同盟臣服之后则整个意大利将听命于他。可惜时机不佳，当时的城市逐渐壮大，城市居民已经对自由有强烈的诉求，要对抗这一趋势已经太晚，而统一意大利又为时过早。处于斯陶芬王室统治之下的两个王国因此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状态。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王国继续展开自诺曼时期起开始的统治制度革新；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意志帝国则因疏于管理而日益松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成了腓特烈二世意大利宏伟蓝图的牺牲品。1226年伦巴第城市重新结盟。腓特烈在若干战役中打败了某些敌对势力，而掌权的亲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n）也确实打开城门迎接他的到来；腓特烈二世在科特努奥瓦（Cortenuova）一举击败了同盟军，使城市同盟准备接受谈判；而教宗英诺森四世认为罗马不再是安全之地，也逃到了法国里昂。可是，这些被后世所缅怀的一切胜利，当时却出于种种原因，终随着腓特烈二世的死而灰飞烟灭。除了或多或少的皇家收入，腓特烈二世并未建立多少长久的功业。

教宗英诺森三世利用年少的腓特烈二世，让他以反对奥托四世的“对立国王”的身份来到德意志。斯陶芬王朝的那些旧封臣争先恐后地倒向这位“来自阿普利亚的男孩”。当时年仅18岁的腓特烈二世很快胜出，他从康斯坦茨火速赶到亚琛，在那里登上了查理曼的宝座，接受加冕，同时立誓参与棘手的十字军东征。这位年轻的君主意欲在皇权之争中重振帝国法权，但又不得不承认其竞争对手奥托四世许诺给诸侯的大部分好处，可以说他几乎无法撤销任何决定。1220年和1231—1232年颁布的诸侯特权法对德意志历史而言举足轻重。此法令总结了过去几十年里授予诸侯的特权，诸侯在此首次被称为“领邦君主”（Landesherren /Dominus terre）。在“邦君制”作用下德意志自然无法形成统一的主权领土，而分裂成成千上万个小邦国和特权领地。直到拿破仑入侵才结束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后来帝国公法学家（Reichspublizist）塞缪尔·普芬道夫在1667年中肯地形容当时德意志有着“奇特的、如同怪物般的政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项特权原本授予从事圣职的诸侯，以支持腓特烈二世的长子亨利（七世）当选为国王，结果后者并未独立执政，而他作为德意志国王，反而成为父皇的累赘，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在皇帝的许可下亨利也被剥夺了第二项特权；腓特烈重申这一特权，以换取诸侯对他的意大利政策的支持，该政策虽有所缓和，但很快与教宗渐行渐远。接下来值得一提的便是1235年缔结的《美因茨大和约》（die große Mainzer Landfriede，以下简称《大和约》），此和约实际上未能如预期那样保障帝国长久的和平、正义与安宁，却因为制定了一系列后来反复用到的法令与规范而影响深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私仇争斗的限制、诉讼流程的执行与帝国宫廷法庭的管理，特别是对不正义犯罪行为的惩处，并非基于受害者的控告，而是由执法机构本身发动实施。在《大和约》里，诺曼-西西里法律传统的痕迹无处不在，不过在当地的施行要完善得多。但实际薄弱的王权无疑让和约的直接效力大打折扣。亨利（七世）的王国政策与其父的帝国政策之间的矛盾引发诸侯的抱怨，导致亨利的王位事实上被架空。亨利在卡拉布里亚被囚禁七年，据传后来染上不治之症麻风病，为不祥之兆，1242年自杀而亡。

腓特烈二世接管十字军行动成了他与教宗冲突升级的导火索。格里高利九世利用十字军为疫病所拖延的情况，借此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位圣彼得的继承者坚持催促皇帝践行十字军东征的誓言，以前参加十字军的国王并无此遭遇。他无法原谅腓特烈的行为，并拒绝任何妥协。依照誓言皇帝应该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当他迟迟不肯出发时，格里高利九世对他实行绝罚。这位被驱逐者终于来到圣地，用阿拉伯语与苏丹卡米尔进行友好交谈，并成功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基督徒享有圣城十年。然而教宗拥护者诅咒并排斥该协议，因为他们期待兵刃相交而非外交运筹。其实早在1228年腓特烈二世动身去耶路撒冷之前，教宗便集结外国军队，即所谓的教宗“钥匙军”（Schlüsselsoldaten），前往西西里，企图占领它。由此可见，事情并非仅仅关乎十字军东征，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场斗争实际关乎意大利的政治权力，教宗想要终止斯陶芬王室在意大利的统治。这一目标让格里高利九世与新的伦巴第同盟暂时走到一起，尽管二者之间仍有矛盾。虽然教宗与皇帝1230年再次和解，但好景不长，1239年腓特烈二世再次被逐出教会，而此次绝罚似乎也敲响了斯陶芬王室走向没落的丧钟。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没有好好利用德意志的王权。相反，他似乎有意地弱化它。其子亨利试图在德意志领土内巩固王权、控制诸侯的失败经验，本应让他警醒。可腓特烈二世不仅未能意识到，反而在意大利权力的角逐中牺牲了年轻的亨利。他任由诸侯来主宰德意志的命运，这些所谓的“邦君”在他的治下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对皇帝逐渐敷衍了事。腓特烈二世通过多方面的外交努力将儿子推上王位，又把他囚禁，让其自生自灭，后由耶路撒冷的储君康拉德四世（Konrad IV）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无异于削弱王权。可以说，腓特烈二世对斯陶芬王朝走向灭亡起了助推作用。相反，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颇有成效。他建立了当时为现代的统治制度，表现为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立法由国王控制但以专业法学为指导，由中央管理财政（doana），使用全国统一的货币，并设立宫廷法庭为的上诉法庭，在大学特别是那不勒斯大学培养法学家，建立起不再以奴隶而是以付薪的临时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系统，限制贵族、神职人员以及城市的特权等。这一系列措施汇集到一部杰出的法典之中，这就是1231年腓特烈二世颁布的前无古人的《梅尔菲宪法》（Konstitutionen von Melfi）。

这部宪法里提出的规定与制度安排是一种应急手段，用以治疗和教宗开战给王国和领土带来的创伤。在之后的几年里，该法典的两百多条法令还陆续得到增订，其范围涵盖行政管理、刑法与诉讼法、采邑法与民法。在那不勒斯王国，该宪法沿用至19世纪初期。腓特烈二世早在1224年就已经开始建设那不勒斯大学并授予其特权，其目的在于推进法学研究，使他不再依赖反对他统治的博洛尼亚法学派。即使如此，据推测在起草该宪法时他仍得到了博洛尼亚学派资深法学家的帮助。

新宪法继承和发扬了鲁杰罗二世与古列尔莫二世颁布的法条，大量引用罗马法，结合了诺曼王国法律材料以及斯陶芬王朝帝国意识形态。其序章展现了腓特烈二世对皇权的理解。立法者追根溯源，从创世说起，与其说字面上引用了《圣*》，不如说遵循了12世纪自然哲学的释经学；然后讲述天主造人，提到了原罪，即触犯戒律危及整个人类。但天主拯救了人类并让他们在地球上繁衍。然而触犯戒律的后果并没有消停，经天主之手创造的曾经“正直且无瑕”的人类“陷入纷争”，原罪继续存在。按天主的旨意，从人民当中选出王侯来实施管理是必要的，以限制人类无节制的行为与犯罪。“他们应当作为法官掌管生杀大权，等同于天主判决的执行官，决定每个人的命运、等级和阶层。”此处点明了国王处于天主与人民之间的中介者身份。立法者是“正义的父亲与儿子”，是法律的创造者也是遵守者，是天主即所有律法之“父”与尘世即律法的实现之地的中间人。再者，诸侯应守护神圣的教堂、基督教之母不被“信仰的诽谤者”（指异教徒）玷污，保证其受到世俗利剑的保护，并保证人民享有和平与正义。由此观之，腓特烈二世“是为了迎合人类的希望，领受天主权威，被提升至罗马人民王国权力之巅并享有其他所有王国之荣耀的人”；他“通过扶持正义及起草法律，用双唇［赞颂］向天主祭献小牛”；他颁布了这部宪法，“通过侍奉永生的天主即基督，向赐予我们天赋的天主”奉上回报。

这反映了世俗化的神学思想。立法者完全遵照神学传统，遵循天主的旨意拯救他的造物。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从而被视为救赎，而皇帝本人成为正义的神父，成为天主与凡夫俗子的中间人：在只字未提基督生平事迹的情况下，该法典表达了一种世俗的救赎理念。捍卫正义涤除了原罪。其中虽提到教会，但它却没有明确清晰的使命，显然教会在此对救赎并没有任何贡献；至于它是否具备传递天主恩典的能力或以何种方式传递，也无关宏旨；因此精神之剑并未露出锋芒。不过受到诸侯守护的这个教会代表了整个人民，造物主天主要求国王对拯救民众负责，要求基督教保持正义。因此皇帝在若干年后进驻异教徒的大本营—在他看来特指伦巴第城市同盟。该法典采用神学的表达方式宣扬一种国家至上理念，终导向了世俗化。这一理念拥有广阔的未来。教宗，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在法典里完全被忽略，而腓特烈是天主在西西里王国的封臣，与之签订了和平契约。无论按何种法律统治王国，国王均直接与天主联系。腓特烈二世的法典后来成为王室培养储君的教科书。

这位斯陶芬皇帝独特的个性魅力让西西里宫廷熠熠生辉。腓特烈二世所到之处，学者诗人接踵而至。在阿拉伯地区他也备受赞美。据说他的宫廷是当时的文化知识中心。在那里，孕育了“甜美新风格”（dolce stil nuovo）的诗歌；在那里，政治与学识携手并进，水乳交融。“高等法院大法官”彼得罗·德拉·维尼亚（Petrus de Vinea）长期管理文书部并下设保管希腊文与阿拉伯文档案的文书处，文书部创作的修辞精美的通告在当时广为传颂，影响了数百年。在文艺复兴初期，查理四世的文书大臣诺伊马克特的约翰（Johann von Neumarkt）等人仍将其当作模范使用。米歇尔·斯各特（Michael Scotus）、安条克的特奥多尔（Theodor von Antiochien），还有来自西班牙与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犹太人拥护国王促进学术发展的努力。事实上，腓特烈二世完全可以算得上向拉丁语世界传播犹太人文化的使者，只有在他的宫廷里犹太文化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那里还发现了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早的著作；尤达·本·所罗门·哈-科恩（Judah ben Solomon ha-Cohen）作为皇帝的贵宾在西西里宫廷逗留了很长时间，他编撰的古老的希伯来语大百科全书—初用阿拉伯语写成—与腓特烈宫廷多元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西里宫廷融合了拉丁人、希腊人、犹太人以及穆斯林人的文化。然而在当时这种包容开放不免受到质疑，在其对手眼里，腓特烈是耽于享乐之人，是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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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高度发达的古典世界之上，他们带来一个无文字书写的、全然依靠口传的蛮族文化。对此，古典世界不仅无力反抗，反而是逐渐依赖它。这些蛮族为世界带来了什么？尽管蛮族尚无书写文化，然而20世纪对他们的研究给出了新的解答。关键的结论是，他们注入了新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单纯地服从于既往：他们倾向于综合地而不是分析地解决问题。本质上他们选择因时因地制宜，而不愿把所生活的世界抽象。换言之，他们无法把外在环境系统化，并对其分门别类，而是热爱熟悉和传统的事物。

使用方言的民间文学与诗歌也在此时起步。8世纪时基本上只有零星词汇与若干边角评注流传于世，在此之后，不仅是翻译、简短的祈祷文以及咒语，更有结构工整、采用古典韵律的《圣经》故事诗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在诸如法兰克、巴伐利亚、阿勒曼尼甚至是萨克森这样的“德语”民族中传播开来。这些作品包括仅剩残篇的古萨克森语《创世记》古萨克森语的新约叙事诗《救世主》、古高地德语的“塔提安”（ Tatian）《四福音合参》、法兰克人魏森堡的奥特弗里德（ Otfrid von Weibenburg）

的《四福音合参》、描写世界末日的巴伐利亚方言作品《穆斯皮利》（ Muspilli）、蒙德湖（ Mondsee）-维也纳残卷《人民的蒙召》、穆尔巴赫（ Murbach）赞美诗等，更不用说圣经中的《诗篇》与各种版本的《主祷文》。如今德国人仍将《主祷文》念成“父亲我们的”（ Vater unser），而非正确语序的“我们的父亲”，正是源于8、9世纪的直译。这些诗人和学者满怀自豪与信心，将古老的文献转译为自己的民间语言，由此他们的语言也不再是野蛮的语言了。奥特弗里德写道：“为何法兰克人不曾想到用自己的语言歌唱天主的赞歌？”人们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想，这位魏森堡的歌者如何心潮澎湃地在国王、大主教和主教面前吟咏他的诗作。

本书主要将目光投射到文化演变及其持续与断裂的方面，就像自然演变一样，它的发展并不带有目的性。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文化的演变在历史学家看来オ是线性的、有逻辑的和朝向进步方向的。它因此是一种构想，必然带有主观性，不同于我们人类所航行、移动与行动于其中的所有现实领域。它是一种假说，其可行性取决于无法证实的假设、个人的经验和所熟悉的构造模型。一个普遍的统一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此不存在与“我的”现实一样的“你的”现实，即使它们都是“现实”。同样，由于诸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记述，因为一旦要做这样的记述，述者就总是陷入只能面向过去的困境，只能是后续对一些东西做出考虑、合并或描述，而它们是同时发生且相互影响的，并且互为条件产生影响。这符合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它没有赋予我们在事件发生的同时直接直观地去理解事件的能力，而总是让我们只能在事后回顾反思，经过第三方信息的补充，且运用各种各样必要的方法和巧妙手法来进行构建。倒叙、事情还未发生便做出预示，还有离题插入少量文字等，这些都只是不尽如人意的文学手法而已；出于相同的原因，简短的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一一那完全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如此，我们始终关注着一个整体，即此前提到的文化的演进，它从相互影响的政治、社会、宗教以及最广义的文化、经济、科学和各种自然力量中汲取动力而得以发展，而指引着它穿过各种偶然与必然、计划与反应罗织的迷宫的，正是那些所谓“中间”世纪中的理性文化的发展。

我们并不是要批评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而是要批判地对待启蒙时代的代表，这个时代以“启蒙”为名义，不顾本身的原则，刻意宣传错误的判断，号召将“启蒙”观念植入后来千百年的集体文化记忆中。他们由此完成了历时近三百年的毁历程。这种毁最初以语言和大学机构为出发点，紧接着占领了艺术和建筑领域，最终全面覆盖了漫长时代里的文化整体。即使康德在批判哲学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这位戴着假发的学者，在生活方式、对艺术的理解及历史知识方面还只是个孩童，就像那个时代其他哲学家一样。这些人不仅对中世纪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成见带来昏暗，让人变得盲目。

不是什么文化断裂折磨着人们，而是极度的贫穷，它侵蚀并摧毁了所有的文化。饥饿和恐惧夺去了人们对美的感受，也掠走了人们对“金色罗马”的记忆，伟大的诗人们曾经那般歌颂它。

“枢机”这一称谓来自神职人员最原始的职能，他们被派往罗马城内的各宗座教堂，像“门枢”般管辖罗马的门户。罗马辖区内的七个主教区为奥斯蒂亚（Ostia）、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萨比纳（Sabina）、波尔图和鲁菲纳（Porto and Rufina）、阿尔巴诺（Albano）、韦莱特里（Velletri）以及弗拉斯卡蒂（Frascati），这里的枢机主教将代表教宗，在拉特兰圣若望大教堂主持每周的礼拜仪式。此外，罗马城还有28个堂区教堂或领衔教堂，那里的枢机司铎每天轮流到罗马的四个宗主教教堂负责一周的事工，这四座宗主教教堂分别为圣彼得教堂、城内圣保罗教堂、城外圣老楞佐圣殿和圣母玛利亚马焦雷教堂。最后一组枢机神职人员是枢机执事，他们负责当时罗马城内18个或19个自治城区的服侍处。因此，当所有的位置被占满时（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罗马教会将会有五十多位枢机教士。

编辑推荐

欧洲“中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说中世纪看似黑暗愚昧，那如何能孕育出近代欧洲的理性、人文、商业和开辟新世界的闯劲？

德国学者约翰内斯·弗里德着眼于历史结构，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与时代大势结合起来。为我们呈现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和教会格局、宗教生活、艺术以及古典文化和理性精神的复兴历程。

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这个所谓黑暗的时代从未如此光明和多彩。

——德国《时代周报》

该领域的专家写出的一部综合著作，一部读来非常愉悦的全方位的作品。

——《文学》杂志

弗里德的知识广度惊人，他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热情令人钦佩……那些对中世纪抱有真正热情的人会因这部雄心勃勃的辩护之作激动不已。

——丹·琼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一部引人入胜的书籍……弗里德论及了君主制、法律、艺术、骑士精神以及宫廷之爱、千禧年说和教宗权力等思想领域的许多内容，所有这些让这本书值得一读。

——肖恩·麦格林，《观察者》

感谢德国中世纪史学者弗里德反驳了启蒙思想家如康德等人的文化偏见，他们指责中世纪是“幼稚而怪诞”的时代，而事实上中世纪是一个富有学问、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时期。……总之，在这部热情、认真而博学的作品中，弗里德主张中世纪带来了自由，还有渴望认识更广阔的世界。

——《柯克斯评论》

读起来像是对欧洲历史的自由人文主义解释者的大话的反击……对欧洲地区离心分裂因素如君主制、城市、共和政体、异端、贸易和手工业协会、方言文学，以及对统一和同质化力量的坚持如教宗权、西部帝国、学校、托钵修士、民事律师、银行家、十字军东征等，弗里德的论述都是公正的，全面涵盖了不断变化的整个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历史。

——埃里克·克里斯琴森，《纽约书评》

书籍介绍

中世纪并不黑暗，这片沃土孕育了现代欧洲

人物，细节有血有肉，纵论历史大势，高屋建瓴

◎ 编辑推荐

☆欧洲“中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说中世纪看似黑暗愚昧，那如何能孕育出近代欧洲的理性、人文、商业和开辟新世界的闯劲？

☆德国学者约翰内斯·弗里德着眼于历史结构，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与时代大势结合起来。为我们呈现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和教会格局、宗教生活、艺术以及古典文化和理性精神的复兴历程。

◎ 内容简介

从法兰克人的崛起开始，弗里德用不同个人的经历来展开关键性的主题，这些人物包括教宗、国王、学者、传教士或商人。借此，弗里德叙述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一千年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科学发展。如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欧洲政治、文化和宗教革新；查理四世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布拉格宫廷的文化事业；还有英法百年战争和圣女贞德的故事。作者也考察了更宽广的政治和知识潮流，从教宗权、教会大分裂的冲击，到君主制的新理论、法学，再到学术和科学的兴起。

在中世纪，欧洲一直存在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尝试，逐渐形成了精神文化的整体，打下了现代各国家的基础；君权与教权相分离，创造了市民的自由；人们探索着新的领域，从科学研究到发现遥远的国度。中世纪将欧洲引向了通往现代世界的道路。

◎ 名人推荐

这个所谓黑暗的时代从未如此光明和多彩。

——德国《时代周报》

该领域的专家写出的一部综合著作，一部读来非常愉悦的全方位的作品。

——《文学》杂志

弗里德的知识广度惊人，他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热情令人钦佩……那些对中世纪抱有真正热情的人会因这部雄心勃勃的辩护之作激动不已。

——丹·琼斯，《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