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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这100个专题经过作者反复研讨、论证，连同创作前后历时八年，集中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大线索、大波折、大趋势。本书的每一时段都由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撰写，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采用了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炀帝功过、永乐迁都等，着重写出了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的解读。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时代郑重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重大关切。

新的体例、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评价。

体例新颖。 100个专题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打破了章节体和编年体的窠臼。

新的史料。“中国”名称的由来——宅兹中国，龙山里耶秦简——揭秘秦国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解密李世民登基——流落法国的敦煌文书《常何墓碑》。

新的观点。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海军军备差导致忽必烈征日失败，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新的评价。周公是中国历史上*位重要的思想家，王莽是中国*位社会主义者吗？菩萨皇帝梁武帝治国，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中国通史》总目

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中华先祖

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邦国时代

古史传说

夏王朝觅踪

殷商兴亡

商代文明

武王克商

周公摄政

周王室的衰落

春秋争霸

孔子

列国变法

战国七雄

诸子百家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国崛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

楚汉战争

郡国并行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两汉经学

昭宣政治

王莽改制

光武中兴

丝绸之路

清议与党锢

黄巾起义

三国鼎立

诸葛亮治蜀

西晋统一

魏晋风度

门阀政治

梁武帝治国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周武帝

陈朝兴亡

魏晋佛教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再造统一

炀帝功过

贞观之治

武则天

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会长安

吐蕃兴衰

敦煌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宗教

五代十国

宋太祖

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

宋金和战

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

宋代新儒学

宋代文化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契丹兴起

西辽建国

完颜阿骨打

金朝兴亡

辽金文化

西夏兴亡

蒙古兴起

忽必烈大帝

两都巡幸

大元帝师八思巴

海上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与中国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第五卷《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

永乐迁都

郑和下西洋

内阁制度

土木堡之变

王阳明心学

海疆与互市

张居正改革

耶稣会士来华

江南市镇

白银资本

崇祯帝

明清更迭

清王朝的稳固

统一大业

收复台湾

军机处

摊丁入亩

文治与文字狱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自强运动

甲午战争

维新与革命

帝制的终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

卜宪群于2013年、2014年、2018年三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中国历史。

主题：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中国历史上的吏治。

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赵春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邵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秦汉部分——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晋南北朝部分——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隋唐部分——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五代两宋部分——江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辽西夏金部分——张国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元代——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五卷《明清》：明代——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清代——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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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这是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的高潮部分，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缔造了开天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和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就在长安往西不远处那个并不起眼的马嵬驿里，大唐帝国最美丽的女人被赐死了，而深爱她的玄宗却只能掩面泣血，无能为力。

然而，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唐朝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中的小插曲。自天宝十四载起，一场起自幽燕的叛乱席卷了整个中原和帝国的心脏地区，惊慌失措的唐玄宗匆忙逃离长安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成都去避难。

为什么在大唐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承平时期，会发生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叛乱？为什么他会持续八年之久？它最终是如何被平定的？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577年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倾向了北周。一方面，经过府兵制改革，北周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北齐自身：腐败混乱的朝政，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北齐的实力不可逆转地消解着，北周军队的攻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周很快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三十六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十三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做的《历代帝王图》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也正是过高的荣耀和霸气外漏的仪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静帝，从外孙手中取得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是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

王安石不仅擅长写诗作文，而且是个学问家，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均广泛涉猎，造诣颇深。他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喜欢独立思考，“断已己意”，辩才无碍，“议论高奇”。这个特点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文士和俗儒：既不以文才出众而沾沾自喜，也从不以拘守前人旧说为满足。这种近乎不可动摇的自信，也影响到王安石立身处世、为官从政的态度。在他看来，君子当以道德立身，以学问涵养，以济世为念，既要有施人布惠的情怀，又要有经邦致用的才干。他不但自负于自己的经学造诣，而且十分强调经术与治国理政的密切关系，认为：“经术正所以经事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这种思想在他步入政坛时已初漏端倪，以后在其主持变法的过程中更显得十分突出。

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

他们之间并不一定就真正存在那样密切的亲属关系。通过宗法制，周王室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和贵族之间，确立了宗法上下和君臣上下并存的等级关系。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宗法的网络之中。

把原始宗教祭祀变成了只限于少数神职人员的事情，改变了以前家家有巫、人人都能与神灵交往的局面。这种神职人员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祭祀兼管理阶层的形成。

编辑推荐

1.2013年、2014年、2018年三次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为国家领导人讲解中国历史的卜宪群领衔创作。

李学勤阎崇年毛佩琦杜维明马勇许宏等近百名学者深入解读重大历史。

2.一部不落窠臼、多维度解释历史的全新中国通史。全书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或章节体的窠臼，用100个专题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节点、大波折、大趋势；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解释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展示了历史多面性和复杂性的魅力。

3.历史学术著作和大众阅读的桥梁，百个专题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常读常新。《中国通史》每一个时段都由本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撰著，是在艰深研究基础上的普及，一家三代可以共读。

4.吸纳新近的考古和史学研究成果，专业文物摄影师拍摄近千幅珍贵图片，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5.入选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6 年度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大众喜爱的50种好书，2016年度中国出版协会30本好书。

6.入选中纪委监察部官网 2016年6月推介图书，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2017年）。

7.2015年12月25日、2017年9月7日两上新闻联播。

8.入选北京中小学阅读联盟*，高中历史教学用书。

书摘插图

王莽是中国位社会主义者吗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县，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立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我们现代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人口的激增的结果是流民数量的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损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是，也许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垦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命运无法承受的。

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做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真的干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平心而论，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他曾经是平陈之战的统帅，又曾不辞辛劳巡幸漠北与陇右，为国家统一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很多贡献。与此同时，他实行的许多措施和制度，如创设进士科、开通大运河等，都在后世影响深远。隋炀帝的许多未竟之业，几十年后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连导致隋王朝倾覆的征辽之役，也在唐太宗时期再次发动，直到高宗时，才终得以完成。

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隋炀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毕竟，民力是有限的，虽说隋炀帝的许多政策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对于当时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为，经过数百年割据战争后的中国百姓需要的是安定，他们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国强而民不富”，这是隋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额财富，即使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其国库残留的粮食与布帛依然数量惊人。然而，老百姓却在一次次的劳役与兵役的征发中困苦不堪，民怨沸腾，终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溃。如何藏富于民，而不是滥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

西藏史料中的吐蕃攻陷长安

763年十月，吐蕃调集20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惶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引人注目的内容。

海军军备差导致忽必烈征日失败

从1266年到1273年，忽必烈先后5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1274年的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

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1281年五、六月间，两只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4万人，战船900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10万人，战船3500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战争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十六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因此也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 皇帝的态度无疑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疏离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对应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处于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而不顾。

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得益彰。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占据。底层民众本质上是反清的，富于抵抗和起义的传统。但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的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

1900年7月3日，美国向列强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强调应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从此，明目张胆的瓜分行为逐渐冷却下来。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念的仅仅权位和金钱，而对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

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的名义所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也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深的尤其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便连这些利益集团也在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

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的崩溃，但又一个个的重建，人们从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媒体评论

中国社科院撰《中国通史》摒弃编年体或章节体，采用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用 100 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且包含了新近的考古和研究成果。

——新华社

《中国通史》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

——人民日报

社科院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充分借鉴了其他通史著作的优点，并力图有所创新。在卷帙上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开创了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的先例，从人物、事件等细节入手，采用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隋炀帝功过等，体现了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当代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光明日报

社科院《中国通史》与以往的著作如建国前的吕思勉《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建国后的范文澜、蔡美彪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及国外学者编著的《剑桥中国史》相比，有了很大的创新。它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的解读，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采用了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体现出了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

——凤凰网

历史需要通俗解读，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读者、观众去读大学的学报或学术期刊。这是少数人的事，但是怎么把少数人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大众，需要有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诠释。在这方面，《中国通史》是近期联结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的佳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

《中国通史》在体裁形式上，创造了“专题式综合体”，以此承载全景式的波澜壮阔的史实，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这种体裁，是对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发展，又吸收了“纪传体”重视记载人物活动和典章制度的特点，同时对20世纪以来流行的“章节体”叙事井然有序、灵活变化的优点也充分地借鉴、运用。

著者着力对有关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做出新解读。如在“周公摄政”中提出，周公在西周初年为稳定政局实行“封土建邦”和宗法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其泰

书籍介绍

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百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 每个专题经过作者反复研讨、论证，连同创作前后历时八年，集中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大线索、大波折、大趋势。

新的体例。 100个专题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打破了章节体 和编年体的窠臼。

新的史料。“中国”名称的由来——宅兹中国，龙山里耶秦简——揭秘秦国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解密李世民登基——流落法国的敦煌文书《常何墓碑》。

新的观点。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海军军备差导致忽必烈征日失败， 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新的评价。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吗？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嘉宾毛佩琦表示：“历史需要通俗解读，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读者、观众去读大学的学报或学术期刊。这是少数人的事，但是怎么把少数人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大众，需要有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诠释。” 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是近期联结历史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的佳作。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领衔创作，它的每一个时段都由本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撰著，是在艰深研究基础上的普及，一家三代可以共读无碍，长读长新。由专业文物摄影师拍摄的近千幅珍贵图片不少是初次与大众见面，增加了阅读的现场感。

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充分借鉴了其他通史著作的优点，并力图有所创新。在卷帙上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开创了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的先例，从人物、事件等细节入手，采用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隋炀帝功过、王阳明心学等，并吸收了当代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新的评价。不为尊者讳，不给佞者泼污水，充分展示历史复杂性和多面性的魅力。如：

本书文物专家专门赴巴黎国家图书馆拍摄的、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书《常何墓碑》残卷，它解密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早有预谋的。它不仅揭示了常何本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也把李世民此前通过他来收买禁军将领的隐情呈现在世人面前。

北宋靖康元年，宋钦宗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割让河朔三镇，多数官员主张割让，主张不割者只有三十六人，其中之一就是时任太学正的秦桧。靖康之变中秦桧夫妇沦为金兵的俘虏，后来从金营逃回成为南宋最大的投降派。

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儒经世致用的热忱和追求“外王”的抱负遭遇了重大挫折。此后，宋儒主要注重于探究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致力于振兴和重构儒家伦理的本体价值。理学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开拓的气象。从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文化愈形强固，士人的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

跟屈原的《天问》类似，历史学者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 周武王灭商战争是血流成河还是摧枯拉朽？ 为什么说没有周公中国文明将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兵是什么时候开启的？ 一个被中原国家鄙弃的边陲小国秦国凭什么崛起？ 一个曾经的囚徒凭什么取代海昏侯刘贺做了皇帝？ 胡适称王莽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有何缘故？ 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是谁？ “做人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您以为是奸雄曹操说的吗？ 哪一位皇帝不但自己几十年不近女色，而且还让汉族僧人吃素戒酒戒色？ 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域的帝王是谁？ 哪一场胡人叛乱导致汉人开放自信的心态动摇？ 岳飞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金以儒亡”之说靠得住吗？ 忽必烈两次征日为什么会失败？ 明朝为什么会退出争霸世界的航海舞台？ 谁做成了连皇帝都做不了的天下第一等事？ 古代白银产量很低，遍及中国大地的白银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朝为什么拒收西方世界赠送中国的高科技大礼？ 哪位大清志士做到了一件颠覆弱国无外交常理的大事？ 一纸诏书宣布两千多年的帝制结束之际，中国人心为什么格外地安静？ 这些问题不但正面回答了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诸多困惑和疑虑，同时从侧面提供了许多不寻常见但又对解释历史复杂性至关重要的材料和观点，引人深思。

与此同时，作者并不是封闭式地自说自话，而是十分开放地与既有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进行对话。李学勤、阎崇年、杜维明、毛佩琦、马勇、胡阿祥等近百名知名学者对重大历史进行了深入解读。如：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六朝时代，是中国很讲究门第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唯一的贵族时代，有了好的出身，可以平流进取、位至公卿。在这种氛围之下，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可是，陈霸先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这与侯景之乱的历史背景有关。侯景之乱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坏，而且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很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被毁灭掉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我们怎么理解明成祖“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郑和一封敕书，敕书中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讲清楚。我的意图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清史稿》评价康熙皇帝之功，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虽曰守成”，就是说他守住了原来祖先的事业，并且进行了巩固。“实同开创”怎么理解呢？譬如说疆域问题，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特别是入关后，顺治皇帝用了十八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熙皇帝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从 1842 年到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错过了十八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中日两个国家都在 1860 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那么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 1860 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