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金雁的散文集，既是个人生活记忆，也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记录。

书中主要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即作者的童年和青春阶段。通过翔实生动的文字，作者回忆了擅长持家且头脑清明的姥姥；伴随着饥饿和干旱环境的童年生活；被打落社会底层而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的经历；从知青插队到就业“供销社”的谋生岁月；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的一段拼搏过程；等等。字里行间充满令人唏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

同时收入了一些回忆成家后与秦晖共同生活的文章，幽默戏谑，趣味盎然；以及访问东欧的一段独特经历与见闻。

书中收入珍贵照片及作者绘画作品。

自序：沉淀在记忆中的片段 / 001

我姥姥 / 001

我的1960年 / 025

“黑帮子女”的下放生活 / 042

“铁道游击队式”串联 / 063

“唯成分论”年代的经历 / 076

插队的日子 / 091

水的故事 / 103

穿衣的故事 / 113

供销春秋 / 127

“五朵金花”的命运 / 151

“黄埔一期”考研记 / 182

“魅力导师”赵俪生 / 198

“秦老爹”记趣 / 213

“秦老爹”在农村过大年 / 249

自行车的故事 / 258

东欧见闻 / 270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与秦晖合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与秦晖合著）、《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与秦晖合著）、《新饿乡纪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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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0年

关于1960年，历史学家已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著，但我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体验。“我的1960年”就是从一个六岁的城里儿童的视角折射出当时时代的背景。其实关于1960年的很多记忆我都已经模糊，但好在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可以帮助我“复原”那段已经淡忘的岁月。

失败的“生产自救”

1960年我六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上的是“保小”（保育院 小学），是那种全托的住校生。按说这种干部子弟学校已经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条件好多了。可是那个年月也不过如此：我只记得学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经常早上是一小碗杂豆稀饭，中午是一碗烂糊面，晚上有半块被热过几次泡得软塌塌的玉米发糕，虽然难吃但尚能果腹。我们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时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局党校”）工作。当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除了礼拜日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大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小食堂的饭菜没什么两样，都是“瓜菜代”，一碗里我数出来多时是十一根面条，少的时候只有四根（父亲把这两个数字记在了日记，还说“金雁是个有心人”，这个儿时记忆于是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星期日自己动手的“家庭餐”往往是令人期待的“大事”。母亲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以满足我们永远填不满的胃，比如三月份吃榆钱饭、五月份吃槐花饭、六月份吃麦粒饭，或者南瓜饭、“双蒸饭”什么的。经常是星期一刚过，我就开始“回家倒计时”了。我也曾帮助大人采购食品，拿着购物本和票证到处排队，那时候是“短缺经济”，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小寨食品店对我们是有诱惑力的地方，后来商店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凭本凭票的“高价食品”，贵得令人咋舌。我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江米条是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点九元一斤，而那时的人均月收入还不到十元，橱窗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对我们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罢了。弟弟还敢嘬着手指嘟囔两句，我连想都不敢想，知道这种“高价”食品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吃的，即便嚷嚷着要，也只会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

那时单位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开荒种菜，饲养家禽，大家都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自救。虽然按大人人数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面积有限，但是为了决定种什么，我们家里还专门进行过一番“论证”。我们还小，实际上是大人说了算。父亲的论据很充分：，我们都缺少油水，应该种一点油料作物，芝麻合适；第二，块茎作物的产量高，吃了又很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种土豆。农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动起来，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到那一小块“自留地”里劳作，从小小的秧苗里我们似乎看见了热腾腾的蒸土豆蘸白糖、焦黄的芝麻烙饼。忙活了好几个月，到了收获季节，不知是大人疏于管理还是书生坐而论道不懂农活，没有考虑到土壤、气候以及作物的适应性，反正我们家种的庄稼明显比别家的差。别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获的喜悦中，有人种的南瓜大到两个小孩都抬不起来。后勤处专门在办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个大台秤，让大家过磅，并记录下来。我们兄妹三人拿着面口袋去挖土豆，结果挖出的土豆们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果实和种子的比例大约是1∶1，总共收获了大约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强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为不好意思，也羞于过秤，怕别人问起收成怎样，我们捡了几块石头装在面口袋里以充分量。很多年以后，这一次“生产自救”的经历成了我们时常提起的笑料。

种地的试验失败以后，懊丧了没几天，父亲从山东老家用鸟笼子给我们带回来十只小花鸡，我们欢呼雀跃地立马忘掉了沮丧，兴趣转移到这几个滚来滚去的小圆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饱，也要省出一点来喂小鸡。有一次母亲还没有吃饭，弟弟就刮了锅底去喂鸡，父亲让我们评理：是妈妈重要还是鸡重要？我说当然是妈妈重要。哥哥要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话歪说地表示，“鸡重要”。弟弟两边都不得罪，说妈妈和鸡都重要。这些小生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牵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是没几天，半数以上的小鸡都相继惨遭厄运。只惨死在爸爸的脚后跟。因为小鸡有跟脚的习性，只要有人走动小家伙们就会跟成一串，有一只小鸡跟得太紧，爸爸没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还有一只刮风时被门夹死了，一只跳进洗脚盆里淹死了。有一只小鸡死得惨，是被我们邻居的两位绰号“厌死狗”的秃瓢小子抓去当烧烤吃了，为此哥哥去和他们打架，我和弟弟伤心得哭了一鼻子。后长大的只有四只。

先过“三关”

1960年冬天母亲到临潼县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风，寒假期间不上学，怕我们兄妹三人在家里打架，父亲一人照顾不过来，决定在我们三人中带一个去乡下。我们都觉得能到一个新鲜的环境里定会其乐无穷，就拼命地讲述自己的优点，好证明自己是合适的人选。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证，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表现得极为诚恳，却没有得到两位大人的首肯。我突然想起母亲曾向父亲说过，那里的食堂没有主食，经常吃不饱，浮肿现象很普遍，就讲了一个在哥哥弟弟看来简直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我吃得少，饿了也不会要吃的。”没想到凭这一句话，立刻“通过审核”，我胜出成为人选。

去之前母亲唯恐我把农村想得过于浪漫，不停地给我打预防针，说那里有多艰苦多困难，环境有多么糟糕，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冲水的厕所，所有这些都没能降低我对将要换一个环境的渴望和新鲜感。我装了一本书，拿了一身换洗的内衣，穿着我的小棉猴儿满怀喜悦地随妈妈下乡去了。

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产队（所有这些具体时间地点我都是在父亲的日记中查到的）母亲所在的驻队房东家，农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院子里有两排破烂的土坯房，房东一家住北屋，我和妈妈住在小一点的南屋，一进门有一张桌子，我事后才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妈妈写字从生产队搬来的；靠右手有一盘土炕，炕上摆着两个手绘的炕柜，有一个小炕桌，左边地上堆着麦草和一些农具，就是全部了。初见底层带来的惊愕让我感到很大的不适应。

到了农村要过的关，是学会上厕所。猪圈和厕所是一体的，次上厕所的时候妈妈拿了一根棍子，让我觉得很好奇，进去以后才知道棍子是用来赶猪的，否则人一蹲下来，猪就来拱屁股，等着吃屎。麻烦的是，猪嘴上糊满屎再来拱人，会把人弄得污浊不堪，而且可能因为冬天猪更愿意吃热的，所以格外急不可耐。每一次上厕所都是一次人猪大战，有时我被猪撵得提着裤子到处转，这才体会到坐在抽水马桶上看着小人书是多么惬意。所以白天我就尽可能跑到野地里去解手，以避免那“欺生”的猪老来拱我。

第二关也是重要的一关，就是忍受饥饿。原本我想农村的饭菜再差，也差不过我们小学，那么难吃的饭菜我都咽下去了。结果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饭”倒不难吃，就是量不够，所谓“饭”只有一种，就是玉米糊糊。当时农村还在吃食堂，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在食堂打饭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喝下去就是一餐。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端回家里吃，有不少人家拿个瓦罐提溜回去再掺和点野菜什么的，可以多抵挡一阵子。我们因为自己不起火，只能吃队里食堂的那点东西。通常妈妈早上给我端回来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就去忙了，她也从不叫醒我，可能想着多睡觉就可以少饿肚子。那半碗“吃食”每次都像是不留痕迹地“穿肚而过”。刚开始时，玉米糊糊还稠些，喝了还能顶一阵子，后来天气越冷糊糊越稀，正应了那句“饥屁、冷尿、热瞌睡”的俗语，半碗糊糊到肚里，两个屁一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记着自己向父母的许诺——“饿了也不要吃的”，估计就是我要妈妈也没处找，因为我看见妈妈的两条腿肿得铮明瓦亮，一按一个坑，这可能就是大人说的“浮肿”吧。我饿得像冬天无处觅食的小兔子，往往是早饭刚过，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里到处乱转，指望能找到什么填肚子的东西——被虫子吃了一半干瘪的酸枣、枯树枝上的野果子、野草根根、被人扒过几遍冻土里剩下的萝卜头，我都往嘴里塞。

第三关是适应农村的气候。按理说临潼和西安都属于关中平原，两者相距不过几十里远，气候应该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乡下的冬天格外冷。也许是农村除了火炕没有其他的取暖方式，也许是空旷处显得格外风寒，我穿着毛衣、毛裤、棉鞋，外面还套着一个带帽子的棉猴儿，仍然冻得缩手缩脚。我属于末梢神经不好的人，即使大夏天也手脚冰凉，在这样的天气里手脚就更像冰坨子。屋里的窗纸上破了一个小洞，就感觉北风呼呼地往里灌，妈妈说，这就叫“针尖大的眼，斗大的风”。我们睡的火炕只能说不冰凉而已，晚上脱了衣服进被窝时需要咬咬牙才能钻进去，早晨也要鼓足勇气才能从被窝里爬出来。

就这三关已经让我后悔不迭了，与我所期盼的新鲜浪漫一点也不一样，想想在家里和哥哥弟弟抢小人书打架也是一种甜蜜的感觉，要不这会儿都听到“小喇叭”熟悉的“嗒滴嗒—嗒—嗒”的广播前奏，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了。但是显然后悔也没用，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回去的，谁让我自告奋勇地要来呢？

认识“改改”

有时候妈妈很晚也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小小的油灯下拿着翻烂了的课本，无聊至极，又冷又饿又害怕，就会跑到北屋房东家里去。对房东大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但对房东家的小姑娘记忆深刻。房东家里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名叫“改改”——后来我知道关中女孩以“改”为名的很多，由于重男轻女，寓意下次“改”生男孩，和华东一带女孩多叫“招弟”“来弟”类似。小说《创业史》中有个改霞，我女儿小时请的保姆叫改香，她们的小名应该都是“改改”。

改改还没有上学。我记得她梳着歪歪两个羊角辫，光身板穿着一件烂棉袄，腰里系根绳子，下面是条单裤，没有穿袜子，黝黑的光脚趿拉着一双她娘的旧单鞋。但她并不像我整天把手插在袖筒里，而是忙里忙外地要管猪，还要管弟弟。对了，改改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弟弟，叫“噗”（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字）。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记住小男孩的名字，是因为我一叫“噗”的名字，就把油灯给吹灭了，改改只好摸黑到灶里引火。我屡试屡灵，坐在炕上任何一处，只要大叫一声“噗”，油灯准灭，所以我说，“噗”应当改名叫“灭灯”。

很快我就跟改改混熟了，早上一醒来，喝完糊糊，我麻溜地下地跑到改改家里的炕上去。改改家的炕烧得比我们的热，坐上去不再有那么刺骨的寒冷。因为我的棉猴儿上有帽子，改改笑我穿得像个“鳖盖虫”，说她从来没穿过毛衣、没穿过袜子，但是一点都不冷。她指着弟弟说，他还没有穿过衣服呢。噗坐在炕上，光身子光屁股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两个被角用一块砖头压住。那个小被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上幼儿园时用过的，一定是妈妈拿给她们的。

改改很能干，显得比我大好多岁，凡是我认为为难的事情改改都能帮我解决。我说我不敢上厕所，因为怕那头老拱人屁股的猪。改改说，我领你去。她也不拿棍子，到了厕所里对着那头猪用陕西话大喊一声，“蹴着，不许动”，猪就像能听懂她的话似的，果真老老实实地卧在那里不动了。我说炕太冷，改改进屋摸了一下，从屋外墙角处拿了一个推耙，从炕眼往里捣鼓了几下，过一阵子炕就比原来暖多了。我说吃不饱，改改迟疑了一下，在灶头处翻了翻，摸出半截红薯干，用菜刀切下多半递给我，剩下小半，说还要留一点用来哄弟弟。噗已经长牙了，会抓住什么乱啃。她说，她们从食堂里打来的玉米糊糊，先分出一点不掺野菜的留给弟弟，剩下的再倒到大锅里混上萝卜、蔓茎、土豆、野菜之类的煮一下，就会禁饿一点。看着改改充满诚意的大眼睛，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收下了红薯干。

认识改改以后我觉得日子快活多了，不像刚来时那么想家、那么想回西安了。我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样到野地里瞎转，妈妈回不回来问题也不大了，好像天气也没有那么冷了。有什么不懂的难办的事情，只要问改改就都能解决。我们俩——如果加上噗就是我们仨——坐在暖和的炕上笑着，玩着。我教改改写字，很快她就能用烧火棍在屋里的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改”字。她教我玩一些以前在城里从没玩过的游戏，比如抓羊拐、抓石子等。好玩的是抓羊拐，羊拐就是羊膝盖关节上的一块小骨头，它分四个不同的面：花生、窝窝、直板和背面。先把四五个羊拐撒开，往上扔一个石子，赶快把不同的面调整一致，再一把抓起来并接住石头，谁抓得多谁就赢。我不管怎么用心，就是玩不过改改。改改说是因为我的手太小，所以抓不过来。她答应等到过年的时候，一定想法帮我弄一副更小一点的羊拐，然后涂上红颜色，一定很好看的。

偷吃点心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怕冷赖在被窝里不愿起床，眼睛望着顶棚发呆，突然看见顶棚上吊着一个不大的篮子。我纳闷道：怎么以前就没发现呢？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穿戴整齐以后，踮着脚怎么够也够不着，站在炕桌上还是够不到，把妈妈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再爬上去，手能够摸到篮子的底部，但仍然摸不到篮子里面。我四处张望，好像只有炕柜可以利用。我费劲巴拉地把炕柜移到中间，把炕桌摆在炕柜的旁边，再把被子放在炕桌的旁边，这样就形成了三个阶梯。等我把篮子拿下来，发现里面有一个熟悉而整齐的食品包，上面盖着“小寨商场”的印标。我小心翼翼地解开纸绳，看见了小寨食品店橱窗里的那种高价点心，就是我曾经认为只能看不能吃的高级点心，一共八块，每一种都不同。有酥皮的，有像月饼一样硬皮的，有鸡蛋糕、萨其马，还有裹着一层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东西，散发着一股诱人的甜香味，馋得我直咽口水。我摸摸点心，舔舔手指头，确定这不是我应该吃的，就把它原样捆绑起来。但是实在心里痒痒难忍，就在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下又打开点心包，掰了一小块鸡蛋糕后飞快地把它放回原处。我像做贼似的跑到野地里三两口吃完了鸡蛋糕，心里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了。

自从我知道屋顶上吊着一篮点心的那一天，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和改改玩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心里就像有两个我在打架：一个在说，假装不知道，假装那点心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在说，吃一点点，妈妈看不出来的，只吃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吃。第二天妈妈一走，我就赶快像前一天一样登高取下点心，掰下来一块后又原样包好挂起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好像谁动了这炕柜？”我转过脸去假装睡着了。以后每天我都会动作熟练地来这么一个回合，逃到野地把点心吃完再回来。我也曾想，要不要掰一点给改改和噗吃，改改还给过我红薯干呢，但始终没有行动。只是有一次，我掰了一小块点心准备出门的时候，听到北屋里噗在哭。我进门一看，改改不在屋里，噗挣脱了裹身子的被子，光屁股爬到了炕沿。我把噗抱回炕中央，给被子重新压好砖头，他仍然咧着小嘴哭个不停。我在手指上蘸了一点点心馅儿，搁在噗的嘴里，他立即停止了哭泣，攥着我的手指使劲地吮吸着，他刚长出的四个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痒痒。但我怕叫改改撞见，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就赶快逃走了。

我觉得没吃几回，等到一天早上起来再解开点心包的时候，发现八块点心已经全让我一小块一小块地掰完了，我才感觉犯了错误。我并没有想把它们吃光，应该给妈妈留一点的。后来我明白这就和猪八戒吃西瓜的心态一样，不到吃完是不会结束的，就又没有心理负担地恢复了往日和改改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因为工作耽误了晚饭，她回到家里说，要让我看一样好东西。等她伸手去拿那个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闭上眼睛不敢看那个纸包打开的结果。我低着头向妈妈承认，点心是我吃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夜是怎么过去的。多少年后，我问起妈妈当时对我偷吃点心生不生气时，她竟然说，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

我后来知道，那几年大饥荒中陕西是全国各省（直辖市除外）中情况好的，饿死人少。后来我们家下放到甘肃，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遗留下严重社会问题，以至于“走过陕西的”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不过这也说明当时陕西确是中国的福地。而临潼所在的关中平原又是陕西好的地方。而且，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本身就是中央处理大饥荒惨剧的开始，导致饥荒的“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成为“整风”的对象，荒情开始好转。所以我看到的情况已经是当时中国农村不错的景象了。

春节前夕，妈妈叫一个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带回家去。后来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当天只有一句话：“金雁从临潼回来了，满身都是虱子。”

我的1960年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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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正面刻有内山愚童写的《平凡的自觉》中的一段话：

“所谓家庭、国家、世界者皆为个人之聚合，只要个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及帮扶弱者、关爱邻人之真心并付诸行动，所有人皆能过上圆满之团体生活。故此我等人类须始终发挥独立自治、相互扶助之精神，并向反对此种精神者作殊死斗争。”

尽管总是会说到历史，但是我并非将其从箱子中原封不动地取出，而是一直努力通过历史与当下活生生的时代及社会的对话，将话题引向现在。只有通过过去与现在持续不断的对话，过去已经固化的记忆才能被注入新的生机，产生新的发现，并告诉生活在现在的我们。这就是“记忆的再生”。

当天傍晚，运平的遗体被从东京监狱的不净门运出，送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但是原来同意接受其遗体进行解剖的大学或许是顾忌到国家权力的意思突然改变了态度，表示拒绝，于是三天后的27日，运平的遗体在落合火葬场被火化。其实在当时被判处死刑的人中间，还有一人希望将自己的遗体交付解剖，他就是第十一个被处死的古河力作。他的遗体和运平的遗体一起被运到了大学，但是也遭到了大学方面的拒绝。与力作同样出生于福井县若狭的水上勉在小说《古河力作的生涯》中讽刺道：“这个国家说来有趣，学问不是折服于真理，而是折服于权力。”

在新宫南谷墓园显明的“表彰碑”旁边有一块说明牌，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其时宗门当局追随国家，对师长采取了令人遗憾之做法，且延续至今方才改变，对此宗门之罪责深感愧疚并衷心道歉。”看到这段话，我想到了显明的自我了断，我只是通过照片认识他的，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头稍微有点尖。位于北方尽头的秋田监狱，冰天雪地，连房子里面都挂着冰挂，就像警察所记录的那样，他在这里被逼入了自杀的绝境。我想，他的自杀，与其说是出自因不能假释出狱的绝望，不如说是因为被其一直相信的是“反战的宗教”、“平等的宗教”的教团所抛弃而悲伤、绝望所致；其自杀也包含着对大谷派本山的强烈抗议。泉惠机在“表彰碑”竖立时以淡淡的口吻所说的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的心头：“显明感觉是被大谷派杀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就不能仅仅“表彰”一下显明当时很优秀就结束，还应该查证和检讨当时教团随顺国家这一错误产生的过程，让内部所有的人都知道，并且研究如何防止类似情况重复发生。其他教团也应该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给显明“平反”。

但同时觉得我们还应该看到，从百年之前到现在，国家为了整合和统治民众，肆意编造事实，以虚假的事实改变社会意识，而媒体则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两者间的这一结构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新宫町民的恐惧”——1911年1月24日发行的和歌山田边的地方报纸《牟娄新报》上刊载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报道中写道：“大逆一案，新宫町竟有三名大罪人（大石诚之助、高木显明、峰尾节堂），彼等不畏至尊，乃本地之一大耻辱。19日，町公所之议员及区长等开会商定，于21日在新玉座召开町民大会，以表反省之诚意，届时新宫中学教师将就我国国体及历史发表演讲。”虽然并没有迹象表明“感到恐惧”的町民确实举行过集会，但是町内的气氛确实越来越凝重。据《新宫市史》记载，判决出来后，即在速玉神社（现在的熊野速玉大社）举行了町民大会，通过了《谨向宫内省呈送道歉信之决议》。在该地留存的小学的《沿革史》中，也介绍了当时官府和报纸传播“恐惧”气氛的情况。

（前略）此次阴谋大逆乃印刻于我国史之一大污点。吾等臣民深感恐惧，而彼等逆徒之凶恶实令人憎恨。……町民中竟有大石诚之助及承蒙上恩得以免死之峰尾节堂、高木显明之徒，本町之耻辱实无过于此者。奉职于本町小学者尤须觉悟今后自身之责任更加重大……

在“恐惧”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背景下，有一段关于出生于熊本的新美的访谈记录读来意味深长。新美的堂兄弟中名叫“三郎”的老三（一说是其弟弟胜三郎）去东京，从堺利彦的住处取回新美的骨灰，于1月29日抵达熊本。以下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到达熊本站时，大批人力车夫同盟会的人前来迎接。……大家流着眼泪在地上跪拜。还有人对着拿着白色木盒的父亲说：‘请上车吧。’父亲拒绝道：‘我不要车。’但是车夫们说：‘请不要客气，让我们送您吧。’硬是将他劝上了人力车，将他送回了位于（熊本市）新屋敷的家中。当然，车费啥的都没要。据说当时拉车的车夫是我父亲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名叫津留。”讲得非常具体。这是三郎的第三个儿子新美一喜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的。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人力车夫们对帮助他们建立人力车夫同盟会的新美的感恩和热爱。

编辑推荐

       个人的历史记述，无论口述史、回忆录，反映的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可以说，个体的历史是对宏观历史的诠释和补充，提供了具象化与多样性，甚至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声。个人回忆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发展愈发显示出这种意义。

       与作者金雁出版过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是以文学手法写作的回忆散文。在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童年和青年的经历，也生动刻画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与平凡大众的生存状态；既可以看到作者个人的成长故事与贯穿其中的所思所感，又因为今天站在过往的彼岸，故而可以沉淀历史的尘埃，呈现出真实的时代图景。

       “六九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这是一代人共同的人生印记。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它们不该是被丢弃在记忆角落的苍白旧事。在本书当中，可以看到历史名词背后有着鲜活的人与事，通过作者的叙述，他们依然像当年那样真切，令每一个阅读者感同身受。平凡的人物因此得到纪念。

前言

自序：沉淀在记忆中的片段

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时代是共同的，但是每个个体的体验各有各的故事。书中这些蒙尘往事的小文，写我成长的故事、我身边的人，以及我对周围世界的认知，甚至有些只是吉光片羽的生活片段，都不算完整的记录，但我力图接近真实。因为记忆是被过滤的，是有选择性的，它不可能像电影胶片一样倒带重新播放。

每个人的记忆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个人的感情色彩。那些往事之所以积淀在记忆中保留下来，一定是在我当时的认知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荡。个人史的回溯记述其实是“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之间的对话”。

我父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1995年故去的时候，留下了从1938—1978年四十年的日记，它是我了解

1949年后上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参考。有时我也会经常翻看查阅，不说别的，仅对我们兄妹三人成长历程的记录，现在读来都十分生动有趣。哥哥曾掌管着一个几百人的工厂，一日他突然来电话，说是新厂房上梁时为选吉时，一定要问明白他这个厂长的生辰八字。我女儿好生奇怪，说：“他出生时还没有你，怎么向你询问，岂不是怪事。”我答：“因为姥爷的日记在我手里，一查便知。”可见再好的记性也比不过文字可靠，有当时记录的文字参考，还原度要可靠些。

受父亲的影响我小学四年级开始记日记（我们那个年代记日记是很普遍的事情），插队、工作时一直没有间断，研究生毕业以后由于上课、带孩子忙碌，中断了这个多年的习惯。但是以前的通信和日记本一直保留着，随着我们多次搬家迁徙，始终放在我上大学时用的一个帆布箱子里。

到北京以后因为居住条件的限制，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就挪到了阳台上。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北京下瓢泼大雨，由于我们上班，家里没人，敞开的门窗使屋里狼狈不堪，回来后急忙抢救被雨淋湿的书籍而忽视了阳台上的东西。多日之后想起来再看，信件日记已经发霉板结，笔迹掉色晕染，受损严重，挽救不了了。

起初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觉得当年那些幼稚的笔触、带有浓厚时代语言痕迹的东西价值不大，算不上什么太珍贵之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个体记录的感悟，每每想起来为之嗟悔不迭、心痛不已。现在想来如果有这些文字材料作为辅助，帮助回忆就会准确容易得多。

尽管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像黑白照片一样单调，或者说是一个以标准化的模式塑造无个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被迫变成整齐划一的工具，即便如此，对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也还是感觉意趣盎然，因为有一份情感在里面。就像哈维尔所说，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只要没有失去创造自己人性故事的人类，就有希望。

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都在有意压低和泯灭物质需求，哪怕多吃一块糖、喜欢漂亮衣服的一丁点“贪欲”就不停地“斗私批修”。不论是否真心，大家都“禁欲主义”般地以崇尚精神需求和追求宏大目标为抱负。那时候虽然外界的信息很少，但凡一帮人坐在一起侃大山，都离不开“三山五岳”“世界革命”，而这种心中有“天下”的大命题也能博得崇拜者和女生的青睐。

记得1973年夏季，弟弟骑了四十里路，到我所在的供销社来看我，我们俩见面好像国家领导人一样互通了一下国际形势。其实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却摆出一副关心“世界革命”的架势，或者说其他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我们只能以遥远的大话题来麻痹当下，抑或对时局的敏感是那时无助小人物的一点期盼寄托吧。

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总希望他们写点自己的经历，写写回忆录。他们总在强调：“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们说平头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愿意把自己的成长历程呈献给大家，使读者可以通过不同个体的视角来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当然我也是在与自己对话，回首往事，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

《“五朵金花”的命运》这篇非小说、非报告文学、非回忆录，好像有些不伦不类，但这些故事都是根据我个人的所见所闻综合而写，带有那个年代的一些特殊印记，考虑到需要回避当事人的原则，只能借助第三人称的口吻叙事。运用这种在真实的基础上再创作的叙事方式，可能以后我还要撰写若干篇吧。我并不在乎如何对这类写作进行定义，只是想把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讲述出来，所以收进这个集子也不算太突兀。

关于画插图的经过有必要交代一下。早开始写这类随笔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规律：我们50后理解上一代人比下一代理解我们要容易。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些隔膜，我们这个年龄段众所共知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比较费解，于是就想到以插图形式作为补充。我小侄子是电脑高手，在电脑上绘画也很有一套，于是就请他试画了几张，效果不错。可是他有自己要忙的一摊子事情，而且80后对我们当年的服装呀、工具呀，以及时代背景等也不甚了了，一来二去就顾不上了。

于是我萌生了自己动手的念头。我们小时候都有些“连环画情结”，对文字的配图有亲切感。说实在的，小学时期我的图画一般般，没有任何天赋，只是对“线条”有些感觉，到了六十岁再上手边学边画，能行吗？我属于“笨”人，写文章画画都不太有灵气。

我先生秦晖认为我纯属“不务正业”，瞎耽误工夫，所以我初学画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画，不敢铺摊子，他一来我就收起来。好在我对自己要求不高，想着试试也无妨，画好画不好都没关系，就临时抱佛脚找来一些图画书籍，一边临摹学习，一边在此基础上“改造加工”，或者对着手机上的照片画。结果先得到女儿的首肯，她把一些图放在“秦川雁塔”的微信公众号上，可能网友们知道不能把我当插画师一样要求，也是鼓励多多。

从此只要有时间，我尽可能为每一篇小文配一两张图。画了一个阶段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现在回头再看初画的，笔法的确杂乱幼稚。出这本集子时，我曾想重新配插图效果会好一些，但转念一想这也是一种成长学习的记录，除了个别有所调整外，基本维持原样。

我一直认为这类随笔属于“正经文章”发不出来时可有可无的“闲文”。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相比较那些“正经”论文，我们更喜欢带有个人生活气息的讲述。有朋友开玩笑说：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的“窥探欲”，使我们看到了“秦老爹”生活中的一面。也有网友留言说，看了《“秦老爹”记趣》笑得肚子疼。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如今把它们结集出版呈献给读者，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读者们感觉不错，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2019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