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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故的人，几个月后又变成了一场新谋杀案的受害者—坎皮恩前往一个小山村调查命案，发现死者竟是不久前刚病死的“恶猪”彼得斯。“恶猪”究竟因何而死？一个人怎么会死去两次？一封又一封的匿名信，诡异的童话仿佛暗示着罪孽的根源……面对惊天奇案，阿尔伯特•坎皮恩能否查明真相揪出真凶，还山村一片宁静？

二次谋杀奇案 

幸运数字——三

相机里的证据

正反博弈

玛格丽 • 阿林厄姆（1904—1966），英国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以阿尔伯特 •坎皮恩为主角的 20 余部系列探案小说。在她的笔下，坎皮恩“离经叛道”，是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侦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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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庄重地下了车。勒格戴上了他的一顶圆顶礼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伪装成便衣警察的恶棍。而我则衣冠楚楚，仪表堂堂。

特瑟林几乎没有任何节日。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一座开垦过的山周围环绕着三平方英里长满柳树的沼泽地，山上挤着五间小屋、一座稍大的房子和一个老教堂，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从它们旁边缓缓流过。这就是特瑟林真实的样子。

教堂墓地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隆冬时分，这里长满了大片枯萎的峨参。我不禁为“恶猪”感到难过。他生前总是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他的葬礼却如此冷清。

我们姗姗来迟——这里离镇上有八英里——推开教堂墓地前破旧的停柩门时，我感到有点失礼。勒格跟在我后面，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参差不齐的草地，走向坟墓旁零星的人群。

牧师是个老头儿。我猜他一定是骑门外的那辆自行车过来的，他的长袍下面沾满了泥土。

教堂司事穿着灯芯绒裤， 几个抬棺人则穿着工装裤。

至于其他人我当时并没有多加注意。即使与文明脱节，即使天使冷酷无情，逝者的葬礼也应当庄严而隆重。而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坡上，在阴雨绵绵的寂静里，这个葬礼沉闷而悲凉。

我们站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早上收到的信渐渐淡出了我的脑海。我想彼得斯在这里一定不受欢迎。他以一种普通、微不足道的方式被草草安葬。不过就他这个人而言，这也不足为奇。

然而， 就在牧师刚说完仪式的后一句话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这件事令我毛骨悚然，往后退了一步，踩到了勒格的脚上，差点儿惹恼了他。

十二岁半的时候，恶猪就养成了许多令人反感的习惯，其中之一就是以一种令人作呕的方式清嗓子。他的喉咙先是发出一种嘶哑而刺耳的声音，紧接着的是压低的叫声和吸气声。我无法确切描述这种声音，因为那种声音非常独特，除了恶猪以外我再也没有听到别人发出过。我几乎已经完全忘记这个声音了，但就在我们正要离开坟墓去往灵柩下葬的地方时，时隔二十年，我再次清楚地听到了这个声音。它令恶猪的模样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惊恐不已、目瞪口呆地环顾四周，头皮一阵发麻。

除了几个抬棺人、牧师、司事、勒格和我自己之外，现场只剩下四个人，而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会发出那种声音的人。

站在我左边的是一个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男子。他后面是一个穿着一身艳丽的黑色衣服的女孩。她似乎是一个人来的，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她注意到了我正看着她，并冲我笑了一下。我连忙避开她的目光，看向了她旁边那个年纪稍大的老头。这个老头戴着一顶圆礼帽，卷曲的银色胡须在雨中闪闪发光。他努力想要表现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但他拙劣的演技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会如此厌恶一个陌生人。

当我的目光落到第四个人身上时，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居然是吉尔伯特·惠比特。他在我旁边站了十分钟，我却没有注意到他，还是和从前一样。

在博托尔夫修道院时，惠比特年级比我低，他之后又和我上了同一所学校。我们大概有十二年到十四年没见了。他除了长高了之外，样子一点也没变。

描述惠比特的外貌就好比描述黑夜中的水或声音一样。与其说他相貌平平，倒不如说他这个人难以捉摸。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只记得他穿着一件灰棕色的外套，与那些枯萎的峨参融为一体。他茫然地看着我，似乎还没有认出我来。

“惠比特！”我说道，“你怎么在这儿？”

他没有回答。我不自觉地抬起手碰了碰他，他这才有所反应。我意识到可能下手太重了，连忙把手缩了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许已经获得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我感到莫名的生气，犀利地问道：

“惠比特，你为什么会来参加恶猪的葬礼？”

他惊愕地看着我。那双圆圆的、浅灰色的眼睛一如从前。

“我，呃，我受到了邀请，”那沙哑而胆怯的声音我仍记忆犹新。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他手伸进外套里胡乱摸了一通，后掏出一张纸递给了我。不用看我也知道里面写的什么，因为我的口袋里有一封一模一样的。

“里面提到的鼹鼠可真奇怪，”他说，“虽然邀请不太正式，我，我还是来了。”

说完，他漫不经心地走开了，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让他留下的理由。那张纸仍然在我的手上。我想他一定是忘记带走了。

我跟在零散队伍的后面走出了教堂墓地。走到小路上时，那个高大俊俏的男子突然看向我，似乎想要问些什么。我走了过去，心中充满疑惑，正想着要怎么开口才不算失礼，这时，他先说话了：

“真令人伤心啊，”他说道，“他还太年轻了。你跟他很熟吗？”

“我不知道，”我像个傻子一样回答道。他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大约四十出头的样子，身材高大，长着一张精明能干的方脸。

“我的意思是，”我说，“我和R.I.彼得斯是同学。今天早上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正好要往这来，所以顺便过来看看。”

他一直面带笑容地看着我，似乎觉得我不太正常一样。我继续支支吾吾地说着：“到这之后我觉得我可能来错地方了——我是说他也许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彼得斯。”

“他很胖，”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眼睛深邃，睫毛稀疏，今年三十七岁，在西普加特读完幼儿园之后去了托斯汉姆。”

我大吃一惊，“没错，就是我认识的彼得斯。”

他点了点头，神情黯然。“真令人伤心啊，”他重复道，“彼得斯做完阑尾手术后来找的我。他本不应该接受那场手术的，心脏承受不了。后来他又感染了肺炎。”他的肩膀微微颤抖，“可怜的家伙，我没能救得了他。他在这里也没有亲人。”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是我的诊所，”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大房子说道，“我在里面收治了一些患者，还从来没有过死亡病例。”

我很同情他。我想问彼得斯有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儿现金，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没有看出我的想法，我猜他一定是在想别的事。事到如今，问这个也无济于事。

这种场合总是免不了一番客套。我们站在那里又东拉西扯了一会儿，然后我返回了镇上。我们没有去海华特斯，很大程度上因为勒格不想去。我并非不想见利奥和珍妮特，只是在确定了是恶猪的葬礼后，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缠绕着我。这个凄冷阴郁的葬礼在我耳边留下了一种隐约的回响。

回到家之后我仔细对比了两封信，它们一模一样。我想惠比特一定也看了《泰晤士报》，可奇怪的是他竟然会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推理，还有那个异常的咳嗽声，那个令人讨厌的戴着大礼帽的老头，更不用提那个眼里闪烁着诡秘的女孩。

可怕的是这件事让恶猪又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找出了几张足球队的老照片，仔细端详着他的样子。他那张脸非常有特点，甚至那时候就可以看出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尽量不再去想他。毕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了。他已经死了，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寒冷的一月。到了六月份我已经把这个混蛋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天，我去苏格兰场参加了一场会议。会上，我和斯坦尼斯洛斯·奥兹为金斯福德枪击案中发现的新证据欣喜不已，因为这个证据极有可能改变案件的走向。刚回到家，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珍妮特。

我从不知道她也会有如此歇斯底里的一面。当听到电话那头的她像一窝麻雀一样喋喋不休的时候，我略微有些惊讶。

 “太可怕了，”她说，“利奥说你必须马上赶过来。天哪，我不能在电话里透露太多，因为利奥担心这是一起——听好了，艾伯特， M-U-R-D-E-R……”

“好，”我说，“我马上过去。”

我和勒格驱车赶到时海华特斯时，利奥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身后一排排象牙色的石柱巍然耸立。他穿着一件旧射击服，戴着一顶绿色花盆帽，看起来气宇轩昂，定格在任何一本相册里当作范例都不为过。

他缓缓走下台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好孩子，先别说话，什么都别说。”他上车坐到了我旁边，举起手指了指村庄，“当务之急，去警局。”

我和利奥已经认识了好多年了。我知道，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性格中主要的特点就是坚定、专一，他在追求目标时不会轻易动摇，除非碰上一群疯狂的毛拉。利奥的心里只有一件事——自从知道我在准备竞选后，他就一直在计划自己的竞选。既然我也是参与竞选的一分子，我的希望就是服从。 一路上，除了指路外，他一言不发，直到我们来到了警局后面一间小屋的门口。他让值班的警察走开，然后停下来紧紧地抓住我的西服领子。

“好了，小子，”他说，“现在我想要听听你的意见，因为你是我信任的人。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对你透露有关案件的任何信息，并没有让你产生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是吗？”

“是的，长官。”我如实说道。

他咕哝了一声，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很好，”他说，“进来吧。”

我们来到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除了中间放着一张搁板桌外什么也没有。利奥把盖在桌上的布掀了起来。

“现在，”他说道，“坎皮恩,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那一刻，我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桌上躺着的然是恶猪彼得斯的尸体！凭借多年的经验，不用去检查他双那肥胖而无力的手我也知道，他的死亡时间肯定不超过12个小时。

可是就在一月份……而现在正值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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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阿林厄姆的侦探小说揭露了当时伦敦下层社会里的种种阴暗面，在这一点上，有人甚至将她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相比。

    阿林厄姆与柯南·道尔等一起“在小说中再现了战后的社会现实”，从而“帮助发展了侦探小说，使之成为严肃文学的一个种类”。

    当时的教授、诗人和牧师们对惊险小说或者传奇小说不屑一顾，却对阿林厄姆的侦探小说情有独钟，爱不释手。

前言

吴宝康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玛格丽•阿林厄姆（Margery Allingham）的《二次谋杀奇案》（The Case of the Late Pig）（1937）系该作者笔下大侦探艾伯特·坎皮恩系列作品之一。本册《二次谋杀奇案》译本除中篇小说《二次谋杀奇案》之外，还包含了几个短篇故事，分别为《幸运数字——三》《相机里的秘密》《正反博弈》以及《玩笑的尽头》。在中篇故事《二次谋杀奇案》中，侦探艾伯特·坎皮恩作为主角登场，其余的短篇小说中也大都闪现着他的身影。

玛格丽•阿林厄姆于1904年5月20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不久全家迁居埃塞克斯。玛格丽•阿林厄姆的家庭颇有文学氛围，其父赫伯特和其母艾米丽·简都是作家。父亲写过一些通俗小说，母亲则为几本妇女杂志写些小故事。阿林厄姆自幼即崭露出写作才能。她上学时就开始着手写作一些故事和剧本，8岁时创作了一个故事，并将其发表在姑姑的杂志上，获得了她写作生涯中的笔稿酬。

1920年，阿林厄姆回到伦敦，邂逅了菲利普·杨曼·卡特，两人于1927年结婚。此后，已是成功画家的丈夫一直与她通力合作，并为她的多部小说亲自设计护封。19岁时，阿林厄姆在几次降神会上听到了一些故事，由此获得灵感，创作出版了她部小说《黑方巾迪克：莫西岛传奇》（Blackkerchief Dick: A Tale of Mersea Island，1923）。故事以17世纪的莫西岛为背景，叙述了当时一些走私者的冒险经历。该书出版后颇受欢迎，却没有带来收益。

此后，阿林厄姆虽然尝试过戏剧或严肃文学创作，但均感不适。终她决定转向侦探推理小说，并于1928年出版了部侦探小说《白色庄园迷案》（The White Cottage Mystery），就此开始了作为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生涯。在出版了三部小说后，阿林厄姆在《布莱克·杜德利庄园凶杀案》（The Crime at Black Dudley，1929）中开始了阿尔伯特·坎皮恩（Albert Campion）侦探系列小说创作的出版。事实上，坎皮恩先起初是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现，但随着阿林厄姆的创作手法日臻完善，阿林厄姆的忠实读者数和故事销售量随之稳步增长，侦探阿尔伯特·坎皮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后17部小说和20余篇短篇小说的中心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莱克·杜德利庄园凶杀案》可谓阿林厄姆在其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和转折点。

1929年，阿林厄姆和丈夫迁居到埃塞克斯。1934年，他们买下了达西庄园（D'Arcy House），不久后二战爆发，埃塞克斯成为被入侵的目标，丈夫也参军卫国。1941年，阿林厄姆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橡木之心》（The Oaken Heart），记录了战时德国曾计划入侵埃塞克斯，埃塞克斯的居民将被置于潜在的作战前线，因而使英国人产生了恐惧情绪，决心捍卫祖国的真实情形。

阿林厄姆晚年不幸罹患乳腺癌，1966年6月30日病逝于英国科尔切斯特市的一家医院，享年62岁。她的丈夫遵照她生前的嘱托，替她完成了遗作《鹰的货物》（Cargo of Eagles），该作品出版于1968年。

从1929年创作出版部坎皮恩系列故事起，直到1966年去世，阿林厄姆几乎每年发表一部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而其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可以说经久不衰，至今仍有读者群。2004年，澳大利亚兰登书屋出版社开始实施了重新刊印出版阿林厄姆小说的计划，迄今为止，已经重新出版了从《布莱克·杜德利庄园凶杀案》到《鹰的货物》等十九部主要作品。1989年至1990年，英国BBC广播公司播出了改编自坎皮恩侦探系列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倍受观众欢迎。而早在1956年，小说《烟中之虎》（Tiger in the Smoke）就已经改编成电影了。

阿林厄姆善于塑造具有真实感的人物。侦探坎皮恩令人印象深刻，并不在于他如何大智大勇，神奇地侦破迷案，恰恰相反，这个人物平易近人，往往后知后觉，并无机敏过人之处，有时甚至显得被动笨拙，因而更加真实可信。虽然小说中侦探坎皮恩出身高贵，属于上层社会，但他既能与各种政府官员周旋，也能与底层社会的民众沟通。小说揭露了当时伦敦下层社会里的种种阴暗面，在这一点上，有人甚至将她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相比。

在小说《二次谋杀案》中，侦探坎皮恩大智若愚，带着来自社会底层、时不时与他拌嘴争吵的助手勒格，协助利奥侦破了恶猪彼得斯和其叔叔海霍两人分别遭遇的凶杀案，透过重重迷雾，一举找出了真凶，将其绳之以法，伸张了社会的正义。在小说中，他参加了童年时邪恶伙伴恶猪彼得斯的葬礼，几个月后，坎皮恩居然又在警察局看到了恶猪彼得斯的尸体，死亡时间绝不会超过十二个小时。真是匪夷所思！死去的恶猪彼得斯对警长自称奥斯瓦德·哈里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恶猪彼得斯明明已死了几个月，怎么又突然冒出来再被人谋杀一次呢？死者究竟是什么身份？而侦探坎皮恩又如何破解这桩谜案呢？阿林厄姆一开始就成功地设置了这些奇特的悬念，激发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

当然，若要侦破这类奇特的谜案绝非易事。小说中的坎皮恩并无过人之处，不可能料事如神，他自己也承认：“我不是那种聪明绝顶的神探。我的大脑不像计算器一样，一边输入信息一边高速运转。”所以，坎皮恩力所能及的只是仔细勘察，严谨思索，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我更像一个一手提着麻袋一手握着尖棍的人，先是收集一切零碎杂物，再在午饭时把所有物品都倒出来加以研究。”尽管如此，坎皮恩破案也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以致根本没有清晰的破案头绪。他后来感叹道：“那时我的想法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不仅仅问题搞错了，一切都不在正确的轨道上。”

阿林厄姆构思的情节常有出人意料之处，一波三折，这也是她侦探小说畅销的秘诀之一。比如，有个埃菲•罗兰森小姐突然冒出来声称是坎皮恩的女友，实际上坎皮恩只在恶猪彼得斯葬礼上见过她一面而已，忽而她又承认自己是恶猪彼得斯的女友，已到谈婚论嫁之时，因不相信彼得斯真的已死才慕名找到坎皮恩，以求真相，不想却又第二次听到彼得斯的死讯。她想亲眼确认彼得斯的尸体，及至半夜，她跟坎皮恩到了警察局发现尸体竟然失踪了！坎皮恩送埃菲小姐回旅馆时，忽然又巧遇少年时的同学吉尔伯特•惠比特，后者建议坎皮恩不妨去河里找找尸体。而当坎皮恩返回警察局时，恰好碰到自称不慎掉进水沟里浑身湿漉漉的牧师，情形委实蹊跷。凌晨时分，坎皮恩独自步行回去时，又遇到了自称是彼得斯叔叔的老头海霍，海霍要求他支付一笔钱款即可向他透露有利于破案的信息。。就在案情有点眉目之际，彼得斯的叔叔海霍突遭凶杀。之后，坎皮恩的助手勒格在接了一个神秘电话后突然不辞而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情况又给破案增添了变数和难度。及至后，热衷于打探案情，同时也积极提供线索的疗养院医生布莱恩•金斯顿邀请侦探坎皮恩共同去勘探一处自己新发现的可疑房屋。该房屋坐落于偏僻之处，毫不引人注目。两人冒险前往，坎皮恩差点遭到杀身之祸。

尽管坎皮恩相貌平凡，却能深深地打动读者。他之所以广受读者欢迎，除了敢于凭一己之力匡扶社会正义之外，还在于甘冒风险，对疑案一究到底，从不轻言放弃，甚至在生命遭到危险时也在所不惜。在《二次谋杀案》中，作为警长女儿的珍妮特•普斯芬特小姐曾劝坎皮恩“回到镇上去吧，艾伯特，放弃这桩案子，别再查下去了。”面对心仪女人的善意关心，坎皮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不可能放弃。”反观恶猪彼得斯和海霍以及凶手之类，他们个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毫无人性可言。而坎皮恩终胜利破案则寓意着正义的力量必将压倒邪恶的势力。

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侦探坎皮恩的故事广为流传，为阿林厄姆博得了不少赞誉。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所著的《现代英国小说》（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认为阿林厄姆与众多的侦探小说作家们如柯南·道尔（Conan Doyle），E. L. 特伦特（E. L. Trent），尼古拉斯·布莱克（Nicholas Blake），间谍小说作家们如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约翰·巴肯（John Buchan）等一起“在小说中再现了战后的社会现实”。克里斯·鲍尔迪克（Chris Baldick）在其所著的《牛津英国文学史》（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第10卷《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中说，当时对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的惊险小说或者伯塔·拉克（Berta Ruck）的传奇小说不屑一顾的那些教授、诗人以及牧师却对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阿林厄姆在内的侦探小说情有独钟，爱不释手。而权威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文学百科大辞典》（Merriam 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则称赞阿林厄姆对文学的贡献，认为她“帮助发展了侦探小说，使之成为严肃文学的一个种类”。从某种意义上，阿林厄姆的侦探小说既体现了文学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社会正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