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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北京城经历了一场世纪纠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成功申办奥运之后，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甚至险些失去故宫……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开始了一场自救，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这一切，被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录入笔下，汇成《拾年》一书。2012年8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以新闻式的记录，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亦记载许多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作者在书中写道，“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前言 这一个十年壹 守望古都 对宣南士乡的最后拆除 寻找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 守不住的天际线 保存最后的老北京贰 再绘蓝图 北京名城保护的法律政策环境 改变“单中心”发展模式 贝聿铭呼吁“向巴黎学习” 期待二○○八 首都规划修编的台前幕后 中央行政区与城市结构调整 奥运会的城市遗产叁 十字路口 北京的”人口失控” 拽不住的人口规模 北京式治堵 行政区划调整之疑 旧城保护的最后机会 民生靠保不靠拆肆 重建契约 鼓楼前的镐锹 黄金宝地上的萧条 南池子”吃了螃蟹”之后 四合院存废的讨论 文保区之惑 私有四合院的土地财产权 拆迁条例的“盈利模式” 《清明上河图》与不动产税 价值观是如此有用 城市化，从革命走向契约伍 营城纪事 《城记》的缘起 从“东方广场”说起 白颐路忆旧 下水道的记忆与启示 元大都与曼哈顿陆 岁月留痕 ”规划性破坏” 酒仙桥与798 历史的见证 不能再失去的“城墙”柒 梁林故居 请留下中国建筑史的摇篮 闻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获保留之后 旧城保护是法律问题 斥“维修性拆除” 追诉拆毁者 一处典型四合院的生死映像 北总布胡同的哀思捌 此心安处 梁思成的死与生 老舍墓座上的波澜 向埃德蒙·培根致敬 怀念陈占祥先生 徐苹芳先生的底线后记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

　　他先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2001年)、“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2003年)，发起“北京建筑文化周”(2004年)，参展法国波尔多“东西北南”艺术展(2004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2005年)、荷兰“当代中国”展(2006年)；应邀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全美规划大会、美国规划协会总部、康乃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布莱恩特大学发表学术演讲。2008年8月，应上海世博局之邀，为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提交展陈学术方案；2009年4月，应邀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政策问题，为中央党校市长班授课。　　

        他的著作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建筑图书奖、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等。其中，《城记》被译为英文、日文出版。《读书》杂志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东京大学分别于2003年、2005年、2009年召开《城记》研讨会。　　2011年6月，《纽约书评》以三个版面发表《城记》英文版评论，认为：“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简o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相似，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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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来说，其古代城址的情况，早于金代之前的，因无科学的考古报告，学术界众说不一。这样的状况，与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极不相称，是必须尽快加以改变的。近年来，在北京古城区内进行的大拆大建活动未能停止。考古工作如不能及时跟进，待众多建设项目掘地三尺之后，北京城市考古便无从谈起，北京城市史就将留下巨大空白。地下文物保护问题获得了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19日，经主任扩大会议讨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把“重点就地下文物保护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列入2009年工作要点。在这次讨论中，我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对于拥有悠久而灿烂历史的北京来说，其城市发展史迄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说不清楚，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建议，北京市应该把地下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待，其核心任务是：以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把失踪的城市史寻找回来。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地下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此取得全市上下的共识，使地下文物保护得以主动而明确的实施。何谓失踪的北京城市史众所周知，蓟为北京建城之始。《礼记·乐记》载，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约前1087年～约前1043年)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是北京主城区一带创建城市的重要记录。据北魏郦道元(466年或472年～527年)《水经注》记载，蓟得名于蓟丘。蓟丘位于何处？学术界说法不一。目前的主流论断是，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这是根据《水经注》所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及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的情况得出的，惜无相应的考古勘探为证。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东汉起，蓟城为幽州治所，隋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称蓟城为幽州城。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学术界根据北京古代水系分布情况，以及悯忠寺(法源寺)、天宁寺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内位置的历史记载，确认蓟、幽州、辽南京的核心位置在今宣武区一带。而这些城市的城墙边界何在？城内如何布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调查，至今无人说得清楚。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街如棋盘。新中国成立后，考古部门对金中都的城垣遗迹作了调查，对历来有争议的中都城周长，通过实地勘测得出较准确的数据。而中都城十二门的具体位置，因只有历史文献考证，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踏察，尚停留在“大体可以确定”的阶段。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1215～1294)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对元大都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从1964年开始进行，至1974年基本结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城墙东南角墩台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有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朝着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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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尔·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

历史告诉我们，怎样对待过去，就会怎样对待现在和将来。我们如不能对先辈怀有正常的情感，有怎能正常的面对自己？对自己尚不能负责，又何谈对后人负责？

他（梁思成）的想法，遭遇苏联专家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来华援建的苏联专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北京这个文化古都。其内容，一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主导思想是，为了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改善百姓居住条件”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理由。住房保是名城保护之基，有了它，保护归保护，救济归救济，矛盾才能从对立关于 走向统一。说到底，民生靠保不靠拆， 这个“保”，是住房保障之保、物权 保护之保，一个和谐的社会是拆不出来的。

编辑推荐

        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北京城经历了一场世纪纠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成功申办奥运之后，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甚至险些失去故宫……这个世界上立交桥*多的城市，同时，也是*堵的城市，开始了一场自救，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这一切，被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录入笔下，汇成《拾年》一书，2012年8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以新闻式的记录，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亦记载许多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作者在书中写道，“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书籍介绍

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北京城经历了一场世纪纠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成功申办奥运之后，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甚至险些失去故宫……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开始了一场自救，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这一切，被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录入笔下，汇成《拾年》一书。2012年8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以新闻式的记录，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亦记载许多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作者在书中写道，“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